叶翔之（1912年9月29日～2001年1月3日），化名陆重光、叶光华，绰号“小飞机”，男，浙江杭州人，毕业于明治大学，原任职空军政工，后在中国国民党军队从事党务和政训工作。
1940年，叶翔之开始负责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暨普查局情报工作。1945年，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第二处代理处长。1946年，任中华民国国防部国民党国防部保密局南京站站长。1948年起，任中华民国国防部保密局节二处处长。1949年去台湾省，1950年任台湾地区防务部门大陆工作处副处长。1952年10月，任国民党中央委员会“敌后”党组副组长。1957年，当选为国民党第八届候补中央委员，任中央委员会第二组副主任。1960年起，任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第二组主任，后兼任台湾地区防务部门情报局局长。1963年起，当选为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委员。1975年1月，自军中退役，1976年起，任国民党中央评议委员。
叶翔之是蒋经国麾下的谍报心腹，吕振羽沈醉、毛森并称“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三大杀手”。其生前著有《中共对外关系论丛》。
人物生平
1912年9月29日，叶翔之出生于上海市。其早年游学日本，毕业于明治大学。
叶翔之曾任职空军政工。1939年，经其妻兄李崇诗介绍，加入“军统局”，获绰号“小飞机”，为“钻得快，爬得高”的意思。次年，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暨普查局情报工作由叶翔之负责。1941年，因一直浸润于特务圈，既负责情报搜集，又直接参与实施各类暗杀行动，时年29岁的叶翔之被提拔为少将。1945年，叶翔之任军统局重庆特区区长，后任军统局第二处代理处长。次年，其任中华民国国防部国民党国防部保密局南京站站长。1948年起，叶翔之任中华民国国防部保密局节二处处长。
1949年1月14日，叶翔之奉命趁夜秘密飞到北平市，指挥暗杀何思源的行动。在保密局北平站设在东城弓弦胡同15号，叶翔之向王蒲臣传达了毛人凤的密令。同年，叶翔之前往台湾省，后于1950年任台湾地区防务部门大陆工作处副处长。
1952年10月，叶翔之出任国民党中央委员会“敌后”党组副组长。1957年，叶翔之当选为中国国民党第八届候补中央委员，并任中央委员会第二组副主任。1960年起，叶翔之担任国民党中央委员会第二组主任一职，后兼任台湾地区防务部门情报局局长。
1963年起，叶翔之当选为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委员。1975年1月，叶翔之自军中退役。1976年起，叶翔之任国民党中央评议委员。2001年1月3日，叶翔之逝世。
个人作品
叶翔之生前著有《中共对外关系论丛》。
人物关系
家庭成员
叶翔之育有一子，名为叶潜昭。
对外关系
叶翔之任“保密局”第二处长时，因部署暗杀杨杰，炸毁“王时泽”轮船，破获“吴石案”有功，故深为蒋介石所器重。但他贪污腐化，品德低下，且为人桀骜不驯，故与时任局长毛人凤、办公室主任潘其武（曾任阳明山管理局长）关系不和。后叶翔之因办案敛财、贪污170余条黄金，被毛人凤发现、报告给蒋介石，要求严办并处以极刑。在蒋经国的帮助下，叶翔之得以免刑、调任。后来，叶翔之还成为了蒋经国麾下的谍报心腹。待毛人凤去世后，叶翔之是蒋经国在中国国民党当局情报系统的最倚重者。
主要影响
叶翔之与沈醉、毛森并称“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三大杀手”，长期从事隐蔽战线工作的前国务委员兼公安部部长王芳将叶翔之斥为“中国国民党老牌特工”、“冷血杀手”。20世纪50年代，叶翔之曾在背后操控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他在台湾省较为出名的行动是指挥逮捕了中共台湾工作委员会书记蔡孝乾，以及潜伏多年的中将吴石。其中，蔡孝乾被捕变节，致使中共在台湾省的地下组织几乎全军覆没，超过1100人受牵连被捕。此外，在叶翔之的参与下，抗日名将李玉堂因与中共有联系而被逮捕处决。受其影响，当时的国民党政权风声鹤唳，对内整肃之严厉达到了空前的地步。
后世纪念
2011年9月，由台湾省退休情报员所组忠义同志会出版了《叶翔之纪念集》。这一纪念集，由叶翔之儿子叶潜昭律师广邀叶的旧属完成，是叶翔之唯一一本完整的“回忆录”，颇具历史价值。全书介绍了叶翔之在台情报局长任内情事，并披露了诸多不为外人所知的国共情报斗争秘辛。
影视形象
人物事件
抓捕“文胆”陈布雷之女
抗战胜利后，美军协助军统在各地部分军事机构设立了无线电检测科，这些机构能够探测秘密电台的方位，以获取破获中共地下组织的线索。1947年7月某天晚上，保密局北平电检科一名报务员因与妻子争吵难以入睡，半夜起来戴上耳机，听到一个未登记的电台在发报，第二天便向上级报告。侦听人员很快证实北平城区内存在一个秘密电台，并逐步将范围缩小到京兆东街附近，最终确定在24号一富豪住宅内。该住宅主人身份很快被查实，房主袁永熙是北平市民政局的科长，其妻陈琏是蒋介石的亲信秘书，也是国民党高层陈布雷的爱女。保密局北平站站长黄天迈觉得事情棘手，不敢擅自做主，便将此案向保密局本部汇报。毛人凤接到密报后，决定以这个秘密电台为突破口，挖掘更多重要线索和人物，于是派行动处处长叶翔之到北平负责指挥破案。
7月下旬，叶翔之抵达北平，成立了“临时行动委员会”。叶翔之决定先秘密围困陈琏的住宅，命令北平电检科昼夜监测，一旦有电波信号出现就立刻行动。随后，保密局的行动队员破门闯入袁宅，报务员李政宣、孟良玉等人正在工作，收发报机、电码本等都在现场。叶翔之宣布对陈琏、袁永熙实行拘押审讯，所有在场人员全部逮捕。叶翔之随即对被捕人员进行突击审讯，李政宣招供。李政宣的供述导致3个中共地下情报组织（当时中共北平地下情报组织分3个小组，负责人分别为北平市政府地政局第一科科长兼代局长董剑平、保定“绥靖”公署少将参议梁蔼然，以及北平女子师范大学教授董明秋）遭到破坏。在破获中共北平情报组织过程中，叶翔之顺藤摸瓜，又获取了西安中共情报组织的线索。通过这些线索，保密局又在西安、兰州发现中共地下组织和电台。
蒋介石得知后，命令空军总部准备飞机。叶翔之在毛人凤指派下，率领大批特务连夜飞往西安。很快，叶翔之等人在西安盐店街奇园茶社，逮捕了中共西安情报组织的负责人王石坚（原名赵耀斌）、梅永和等人，还破获了一部电台，逮捕了十几个地下工作人员。王石坚是共产党西安地区情报工作的负责人，熊向晖、陈忠经、申健等几个打入西安国民党军政上层核心的情报人员都由他直接领导。熊向晖自1937年12月起，遵照周恩来的指示隐蔽在“西北王”胡宗南的部队中，并深得胡的信任。王石坚被捕后，虽未明确指明熊向晖、陈忠经、申健等人的真实身份，但交代利用了他们。保密局的特务随即抄了熊向晖在西安的住所。叶翔之从王石坚的供词以及搜查到的材料中，认定熊向晖与陈忠经、申健均系中共派遣打入胡宗南部的重要情报人员。胡宗南的一个秘书和他所办的西北通讯社的一个负责人，也都被牵涉进去。
胡宗南得知此事后十分震惊，他没想到自己身边也有共产党。当他听说兰州方面还有线索时，便让叶翔之乘坐他的小飞机前往，不料飞机在平凉上空出现故障，叶翔之差点丧命。胡宗南又安排空军另派一架专机，从平凉将叶翔之送到兰州。在兰州，叶翔之又逮捕了尹家明等几名相关人员，并将他们一同带回南京。
与此同时，胡宗南通知保密局，在这个案件中涉及他部下的几个人，都由他自行处理。保密局向蒋介石报告此案时，也应将胡宗南部下的这几个人员单独列出，不能让蒋介石知道。西安情报组织被破坏后，胡宗南为避免被蒋介石责骂，同时也因为熊向晖等人已在1947年7月被送往美国留学，便对这几位“亲信助手”从轻处理。不过，叶翔之在此次行动中表现出色，开始受到蒋介石的关注。此次行动让蒋介石较为满意，他除下令发给相关人员1万元奖金外，还特别授予叶翔之四等宝鼎勋章，以示表彰。
刺杀爱国将领杨杰
1949年，叶翔之赴台，担任台湾地区防务部门大陆工作处副处长及国民党中央第二组副主任。同年，叶翔之参与了针对龙云的行动，但在实施过程中接到命令，改为针对杨杰。杨杰将军以正直著称，在国民党内被视为军事理论权威，曾担任蒋介石的参谋长及陆军大学教育长。许多自称为蒋介石学生的中高级将领，实际上也是杨杰的学生，因此他在军队中享有很高威望。抗战后，杨杰立场转变，由亲蒋变为反蒋。到1948年，他已成为民革在西南地区的领导人，致力于策动云、贵、川、康地区实力派武装起义。由于杨杰在国民党部队内人脉广泛，许多将领是他的学生，蒋介石认为他存在对国民党不利的潜在风险。1949年7月，杨杰派遣秘书策反刘文辉部某团团长的证据被军统特务徐远举获取，经毛人凤汇报后，蒋介石指示逮捕杨杰。但杨杰突然前往昆明，并得到云南省政府主席卢汉的庇护，于是蒋介石将逮捕令改为密杀令。不久，杨杰又从云南前往香港。在毛人凤的指派下，叶翔之带领特务韩世昌等6人从台湾省出发前往香港。得知杨杰在香港后，毛人凤指示叶翔之随时准备在香港采取行动。
9月9日上午，杨杰化名杨漱石乘飞机前往香港。徐远举等人在昆明搜查杨宅时，发现杨杰女儿的一本日记，其中记录了杨杰在香港的通讯地址。毛人凤将这些情况汇报给蒋介石后，蒋介石经过一段时间的考虑，最终决定对杨杰采取行动，并向毛人凤下达了相关指示。9月17日，毛人凤在昆明收到蒋介石关于对杨杰采取行动的指令后，立即从昆明发密电到广州，命令保密局广州站站长郭旭将此消息转告在香港负责行动的叶翔之，并嘱咐叶翔之务必在杨杰从香港前往大陆参加新政协会议之前完成任务。郭旭于当日下午乘飞机从广州前往香港，将毛人凤的电报交给叶翔之。叶翔之收到电报后，认为地址不够详细，有些麻烦，于是准备让部下李天山联系卢广声。卢广声是一个以民主人士身份为掩护、住在香港并为保密局提供情报的人。9月17日晚，卢广声向李天山提供了杨杰的详细情况：杨杰目前住在湾仔轩尼诗大道260号4楼的同乡家中，且计划这两天前往北平出席新政治协商会议。
叶翔之得知消息后，非常焦急，担心杨杰前往北京后，蒋介石和毛人凤会责怪他。于是，他连夜前往杨杰的住所进行实地查看。经过观察，叶翔之发现杨杰的住所大门常闭，难以进入。于是，他决定以贺耀组（当时在香港的国民党高级将领，曾通电起义）的名义写一封信，邀请杨杰吃饭并商讨问题（也有说法是以卢汉的名义）。同时，叶翔之安排毛钟新和盛昌富（保密局香港组组长）准备好手枪。18日上午，毛钟新通知郭旭：“对杨杰的行动已经准备就绪，下午就可以实施。你赶快离开香港回广州，以免行动后受到牵连。”郭旭随即于下午1时乘飞机返回广州。
9月18日下午4时，叶翔之带着韩世昌等4人前往轩尼诗大道260号，看到杨杰在四楼平台上乘凉，不时探出头俯视街道。叶翔之迅速安排任务，让韩世昌前往杨杰住所，以送信为由进入屋内，寻找机会对杨杰采取行动。另一个人在四楼负责警戒，叶翔之则带着另外两人在三楼、二楼和一楼进行警戒。安排任务时，韩世昌正在吃水果，叶翔之夺过水果扔掉，拍了他一掌，鼓励他尽快行动，回来再吃。韩世昌随即带着信和枪上楼，以送信为由进入室内，要求亲手将信交给杨杰。杨杰听到声音后走下平台来接见，韩世昌将信交给他。当杨杰拆开信阅读时，韩世昌拔出手枪，对准杨杰的头部开了一枪，杨杰应声倒在地上，韩世昌又补了一枪，确认杨杰死亡后迅速离开。与此同时，韩世昌的同伙（在四楼警戒）持枪控制了杨宅内的一名仆人，不让她发出声音。行动结束后，他们切断了电话线，反锁了大门，5人分乘两部出租车离开现场。
杨杰遇害后，叶翔之和他带到香港的特务人员于19日早晨分别乘飞机和火车前往广州，针对龙云的行动也随之停止。叶翔之到达广州后，在郭旭处拟了一封电报给毛人凤。毛人凤在昆明得知杨杰遇害后，非常高兴，立即向蒋介石报告。几天后，毛人凤给广州的叶翔之和郭旭发电报，称蒋介石对香港的行动表示高度赞赏，并批准发放2万元奖金（因为杨杰是国民党军上将，也是新中国政协特邀委员，按照毛人凤的奖励规定，其级别对应的奖金为2万元以上）。毛人凤在电报中要求郭旭向台湾地区防务部门参谋总长顾祝同报告，再加发1万元，总计奖金3万元。叶翔之、韩世昌以及另一名在四楼警戒的人员各分得6,000元，其他两人和卢广声各分得3,000元，剩余部分分发给其他相关人员。由于在杨杰事件中表现突出，蒋介石到台湾省后，专门召见了叶翔之，并授予他一枚“忠勤勋章”。
惹怒美国主子的假币“巨枭”
1950年，国民党退守台湾省后，保密局行动处处长叶翔之开始策划在台湾省印制假人民币和假港币，并计划通过渔船将其走私到大陆和香港，意图扰乱大陆的货币市场，引发经济不稳定。叶翔之通过毛人凤将这一计划报告给蒋经国，蒋经国对此表示支持，使得该印制假钞的行动持续了11年。
当时，台湾省的印刷制版技术有限，仿制逼真的钞票并非易事。谷正文（原名郭同震，后改名为谷正文，是继戴笠、毛人凤之后军统的重要人物，曾参与策划“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爆炸案，导致出席万隆会议的中国代表团中外记者11人遇难）向叶翔之建议，监狱中可能关押着擅长印制伪钞的“专家”。经过查阅刑事犯罪资料，他们找到了一位名叫凌旦复的“专家”。凌旦复性格沉默寡言，但一谈到印制假钞便滔滔不绝。于是，他被调往一处大别墅中的“特种印刷所”，并受到优待。凌旦复凭借简陋的设备和自己独特的“分色”技能，每天在灯箱上精心雕刻。后来，叶翔之等人从德国购得与大陆印制人民币相同的纸张，使得“特种印刷所”印制的人民币仿真度极高。
然而，该计划的实施并不顺利。保密局的人员对大陆的经济状况缺乏了解，印制了大量面额较大的五元人民币，而当时大陆正处于艰苦奋斗时期，主要使用的是几角、几分的货币。结果，大量印制精美的人民币未能发挥作用，反而暴露了一些潜伏在大陆的特务。之后，他们调整策略，开始印制面额较小的一元、五角人民币。这些假钞最初由派遣到大陆的特务携带入境，后来也通过高空气球飘落到大陆。印制港元的成本较高，主要通过成箱运输到广东和香港。
叶翔之的印制假钞行动确实给大陆经济带来了一定的困扰，同时也给在大陆和香港做生意的外国人造成了损失，甚至引起了美国商人的不满。他们强烈要求台湾当局下令停止印制假币。在美国的压力下，台湾当局最终停止了这一持续了11年的印制假币行动。
捣毁中共台湾地下党组织的“干将”
国民党对中共台湾地下党的破获始于对中共台湾省工作委员会（以下简称台湾省工委）地下出版物《光明报》的发现。该报自1948年秋季开始秘密发行，至1949年8月被破获时，共出版了21期。国民党最初在基隆中学发现了该报，并查明曾在台大商科毕业、后在某公司任职的王明德曾将一份该报寄给其女友。因此，叶翔之下令秘密逮捕王明德。经过审讯，王明德供出了他的组织关系，他原隶属于台湾省工委下属的成功中学支部。
沿着这一线索，国民党特务对中共相关地下组织进行了侦察，先后破获了成功中学支部、台大法学院支部、基隆中学支部、基隆市工委支部等组织。在破获基隆市工委支部时，国民党特务得知《光明报》属于中共台湾省工委，而该省工委的最高负责人是蔡孝乾。特务机关随即将这一情报报告给了主管“共谍”行动的叶翔之。
1949年11月，省工委委员陈泽民在高雄被捕。在破获基隆市工委支部时，国民党保密局特务发现台北市前大同中学女教员季云与老郑（蔡孝乾的化名）有组织上的联系，并查明季云的丈夫杨春霖（张志忠的化名）嫌疑重大。因此，特务在1949年除夕逮捕了杨春霖。杨春霖供出他受老郑直接指挥，并交代了自己的真实姓名和历史。至此，叶翔之才意识到他们抓到了一名中共台湾省工委的重要人物。
张志忠的被捕和供述导致了中共台湾地下党组织其他成员的被捕。1950年1月29日，蔡孝乾也被台湾特务逮捕。负责审讯的是保密局二处处长叶翔之。叶翔之对蔡孝乾的被捕感到非常高兴。鉴于蔡孝乾的地位较高，叶翔之没有对他用刑，而是试图说服他合作。一周后，蔡孝乾同意与叶翔之合作。当时蔡孝乾身上有一张10元新台币，上面写着两个地下工作者的电话号码，一个姓计，一个叫朱湛之。蔡孝乾同意打电话联系这两个人，以便特务进行逮捕。叶翔之对此感到非常高兴，但他担心蔡孝乾可能会逃跑，于是对蔡孝乾说：“你的地位很高，我们不会为难你，但希望你能合作，不要逃跑。如果你逃跑再被抓回来，我们就无法控制局面了。”蔡孝乾当然答应了，但在随后的行动中，他确实寻找机会逃脱了。他逃脱后，迅速通知了相关人员，使得共产党的一大批干部得以转移，摆脱了国民党特务的追捕。
然而，蔡孝乾逃脱后，国民党特务继续在张志忠身上追查线索，陆续抓获了简吉等共产党重要人物，并通过简吉找到了蔡孝乾的藏身之处。3个月后，蔡孝乾在嘉义竹崎被重新捕获。这次，国民党特务对他使用了重刑，蔡孝乾在重刑之下招供并叛变，导致中共台湾省委的高级干部大部分被国民党逮捕，台湾省的左翼人士和左翼组织也纷纷遭到逮捕或破坏。洪幼樵（时任中共台湾省工委宣传部部长）也在从基隆开往港澳的轮船上被捕。
由于蔡孝乾的叛变，共有1800余人与共产党有关系的人被捕，引发了台湾省现代史上所谓的“扑杀红色时代”。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蔡孝乾的叛变直接导致了朱湛之的被捕。1949年11月，朱湛之是中共华东局派出的高级联络人员，前往台湾省与台湾工委负责人蔡孝乾进行联络，以获取台湾当局的一手情报。此后，毛人凤从朱湛之的日记中得到了所谓“吴次长”的线索，最终导致时任国民党“参谋次长”的中共潜伏人员吴石身份暴露，引发了著名的“吴石案”。吴石身份暴露后，蒋介石非常生气，并以“为中共从事间谍活动”的罪名将其逮捕。此案共枪决了6人，除吴石、朱湛之外，还包括吴石的亲密朋友“联勤总部第四兵站总监”陈宝仓中将、亲信随员聂曦上校等人。
郑介民手下的“超级骗子”
大陆解放后，叶翔之在毛人凤的指派下，参与了多项行动，包括炸毁“译生”号轮船、暗杀陆军大学教育长杨杰，以及引爆中航公司停在香港启德机场的民航飞机。此外，叶翔之还参与了台湾省台北市的“总统府间谍吴石案”的破获。这些行动得到了蒋介石的高度赞赏，叶翔之也因此变得有些飘飘然。
1951年，叶翔之因骄傲自大，与保密局长毛人凤和局长办公厅主任潘其武产生了矛盾。毛人凤和潘其武联手，试图整垮叶翔之。当时，叶翔之担任保密局第二处处长。1951年，叶翔之在办案过程中被指敛财，涉及贪污黄金170余条，被毛人凤抓住把柄。叶翔之的副处长侯定邦在办理行动案件时，也被指有贪污行为。毛人凤趁机将侯定邦关押，希望从他身上找到叶翔之的罪证，进而收拾叶翔之。然而，侯定邦与叶翔之关系密切，拒不供认。叶翔之察觉到毛人凤的意图后，立即向他的老上司、军统局第二处处长王新衡求助。当时，王新衡是“立法院立法委员”，也是蒋经国“智囊团”的重要成员。叶翔之请他的妻兄李崇诗和王新衡一起，向台湾地区防务部门次长郑介民求救。
当时，蒋经国和郑介民与毛人凤的矛盾激化，于是蒋郑二人共同支持叶翔之。郑介民当时兼任大陆工作处处长，正在筹组“大陆工作处”，于是他出面将叶翔之调任台湾地区防务部门大陆工作处副处长。由于保密局隶属于台湾地区防务部门，毛人凤不敢抗命，只能让叶翔之离开。毛人凤无奈之下，将侯定邦关押数月后，将其赶出保密局。后来，郑介民调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二组主任，将叶翔之带到“中二组”任副主任。该组主要负责对中国大陆进行破坏活动，包括派遣特务、搜集情报等。然而，中国大陆在共产党的领导下，防御坚固，难以渗透。
郑介民希望叶翔之能够发挥作用，叶翔之也明白郑介民的意图，但深知任务的艰巨性，于是开始采取一些欺骗手段。他利用数十人的不同笔记，在各种信封和信纸上（这些信封和信纸都是大陆印制并在香港出售的）编写普通的私人信件，然后高价收买行驶港穗的船员，将这些信件带到广州，贴上邮票后寄到香港和澳门的指定地址。接着，他将这些信件的内容抄写成用密写药水写的通讯，冒充大陆各地特务的来信，以此证明他们在大陆建立了许多特务组织。这种做法得到了美蒋特务头子的赞赏，因为郑介民需要欺骗蒋介石，蒋介石需要欺骗台湾省人民和海外华侨，而驻台的美国情报局特务也需要欺骗美国中央情报局以报功请赏。在这种层层欺骗的情况下，叶翔之的手段竟然得到了认可。郑介民对叶翔之的骗术既爱又怕，但考虑到还需要叶翔之为“大陆工作处”撑场面，只好对他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1959年12月，台湾地区防务部门情报局中的“江山派”在周建国的带领下，联名向蒋介石控告局长张炎元，指责张炎元在支持印尼右派搞政变时贪污了数十万美元。由于支持印尼右派是由罗果为经手办理的，蒋介石下令将情报局第三处行动处处长罗果为关押。张炎元接任郑介民去世后的遗缺，担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二组主任。作为该组原副主任的叶翔之，随后升任台湾地区防务部门情报局局长。
导演“陆海空三面反攻大陆”的惊世闹剧
1960年，蒋介石为试图影响台湾省民众及海外华侨的情绪、提升军中士气并获取宣传素材，提出反攻大陆的主张，并将相关任务交予情报局局长叶翔之执行。叶翔之在台北市郊区士林芝山的情报机构办公室内，策划并构想了一个所谓的“陆海空三军反攻大陆”的方案。
根据该方案，陆上行动主要是与泰国方面合作，将美国提供的武器装备空运至泰缅边境“金三角”区域的李弥残部。这些残部在该区域从事罂粟种植及毒品制造活动，对我国云南边境地区构成威胁。海上行动方面，则计划与南越及南朝鲜相关势力勾结，利用南越的海军基地和南朝鲜的鹿岛作为据点，对我国南海、渤海沿海地区发起挑衅。空中行动主要由美国中央情报局提供飞机支持，台湾地区情报机构负责向中国大陆空投武装人员。
为实施这一计划，叶翔之选拔了一批现职特务和军官，并在香港、澳门招募了一些惯匪首领、流氓头目以及从大陆逃至港澳的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和右派分子，将他们集中在台湾省淡水海边的某训练机构接受“操舟训练”。美国特务机关提供资金、武器、海上交通工具、无线电设备及爆破器材等，武装数股特务，分别通过海上偷渡或空投方式，或在泰缅边区对云南省进行破坏活动，以制造“陆海空三军反攻大陆”的假象。
1962年10月1日至12月6日期间，情报机构派遣9股武装特务共170余人，从台湾省高雄东港出发，试图在广东省惠来、惠阳、海丰、台山、电白等5个县偷渡登陆。同年6月，该机构还利用美制P2V间谍飞机在广东省海南岛陵水县空投了一批武装特务；12月，又在广东省阳江县空投了一个特务通讯组。叶翔之对此大肆宣扬，声称“反攻大陆已启动”。
然而，这些所谓的“陆海空三面反攻大陆”的武装特务，无论从陆地、海上还是空中发起，均遭到了中国大陆军民的坚决打击。许多特务在登陆前就已丧命大海，部分刚登陆即被歼灭，空投的武器、弹药和物资也大多被大陆军民缴获。此外，叶翔之在美国中央情报局的指使下，还与印度方面合作，利用西藏的分裂势力及青海军阀马步芳、马继援等人在印度的残余势力，向我国西藏边境派遣武装特务进行破坏活动，但这些行动同样被大陆军民有效制止和抓捕。最终，叶翔之的“海陆空三面反攻大陆”计划沦为一场笑谈。
蒋介石退台后的“助选伙伴”
1963年11月12日，正值孙中山先生诞辰97周年纪念日之际，台湾地区国民党方面计划在台北市举行国民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彼时，身为蒋介石亲信、担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二组主任及台湾地区防务部门情报局局长的叶翔之，承担起了协助蒋介石、陈诚顺利当选正副总裁的相关工作。
11月15日，为庆祝大会开幕，在叶翔之的直接部署下，台湾地区防务部门情报局派遣了以吴佑江为首的8名武装特务，在蒋介石故乡浙江省黄岩县下大陈岛登陆。然而，这股特务一上岸便被大陆军民包围，最终缴械投降。11月21日，在国民党第九次代表大会闭幕前夕，该情报局又派遣了以陈清源为首的15名武装特务，在海南岛万宁县沿海地区偷渡登陆，结果被大陆军民歼灭。次日，即22日，情报局再次派遣以陈良辉为首的9名武装特务，在广东省陆丰县沿海地区偷渡登陆，同样被大陆军民俘获。
这几股武装特务行动前，叶翔之在大会上宣称有“反攻大陆的好消息”，试图以此提振蒋介石声势。但直至大会闭幕，这些特务均未取得任何成果，反而成了大会期间的一个笑谈。当时自诩为“大陆专家”的叶翔之，为了彰显其在所谓“陆海空三面反攻大陆”行动中的“功绩”，特意在国民党九大会场旁举办了一个“反攻大陆成果展览会”。展览会上，他将香港和澳门部分反动报刊捏造的“反攻大陆”新闻原件镶在玻璃镜架中，悬挂在墙壁四周。此外，还陈列了一批伪造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服和人民币，以及美制胶皮鞋、无线电收发报警设备、无线电对话机、卡宾枪、汤姆生机枪、塑料炸药、计时雷管、无声手枪等物品，还有降落伞、气球等装备。蒋介石率领陈诚等国民党高层领导及部分九大代表参观了该展览会，并对叶翔之的“成果”表示了肯定。
为确保蒋介石和陈诚能够“当选”，叶翔之采取了不正当手段。他指使国民党军政情报部门驻印度、东南亚各国及香港、澳门的特务头目，冒充中国大陆国民党地下组织的代表。由于人数不足，叶翔之又在香港、澳门等地搜罗了惯匪首领、流氓头子及从大陆逃亡至港澳的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和右派分子，并将他们集中至香港，分批乘坐民航机和盛京轮船前往台北市出席国民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当这群冒充的代表大摇大摆地进入会场时，引起了全场台湾省及海外国民党代表的惊讶与怀疑。
在大会选举环节，蒋介石密令利用这些冒充的代表选举他为“总裁”，陈诚为“副总裁”，同时选举蒋经国、唐纵、陈大庆、叶翔之及黄埔系陆海空军司令、参谋总长等人为中央委员。由于冒充大陆代表的人数较多，蒋介石和陈诚分别当选“总裁”和“副总裁”自然不成问题。在此次大会选出的中央委员中，蒋经国得票数位居第一，国民党秘书唐纵第二，CC系头目谷正纲第三，参谋总长彭孟缉第四，出乎叶翔之预料的是他自己得票数位列第五，其顶头上司、“国家安全局”局长陈大庆第六，黄埔系军事将领的得票数均在叶翔之之后。
大会开幕时，每位代表均获得了一张“代表证”；闭幕后，又发给每位代表一张蒋介石与全体代表的合影照片。会议结束后，除了冒充代表的中二组、情报局、台湾地区防务部门特种军事情报部门的特务头目及台湾代表、海外华侨代表被允许保留“代表证”和“纪念照片”外，凡是在港澳搜罗的冒充代表，其代表证和纪念照片均被收回。叶翔之此举是出于担忧这些冒充代表回到港澳后会借此招摇撞骗，从而暴露国民党的这场闹剧。
参考资料 >
蒋经国:台湾情报机构的掌门人.凤凰网.2024-10-31
历史剧︱《潜伏》中余则成的原型究竟是谁?.澎湃新闻.2024-10-31
戴笠第二 葉翔之權傾一時.中时电子报.2024-10-31
这是一个惊心动魄的故事，也是一个关于保密与保护的故事.澎湃新闻.2024-10-31
谍谍不休︱北平解放前夜：保密局暗杀市长，特务头子登机出逃.澎湃新闻.2024-10-31
狠角不止于坏，李丞峰正在重塑反派的魅力.百家号.2025-1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