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政奉还（本国语言名：たいせいほうかん）是指1867年10月在日本发生的事件。
德川庆喜在第二次征长战争失败后，实行了以军事改革为核心的“庆应改革”，试图通过法国支持强化幕府体制。与此同时，倒幕势力加速联合，萨摩等藩召开“四侯会议”后，武力讨幕派逐渐占据上风，促成《萨土盟约》及萨、长、艺三藩出兵同盟，并获得了日本天皇的“讨幕密敕”。面对攻势，德川庆喜接受土佐藩《关于奉还大政的建议书》，于1867年11月形式上将政权交还朝廷。但天皇随后颁布的三项指示及后续诏书，使德川庆喜仍实际掌握内政外交实权，导致“大政奉还”徒具虚名，未能改变幕府与倒幕派的根本对立。
大政奉还的实施体现了土佐藩的影响力，以及朝廷对德川家族的妥协。因朝廷无力掌权，其他势力难敌德川，德川庆喜重掌实权。
事件背景
德川庆喜在第二次征长惨败之后，面对内外交困的险恶形势，清楚地认识到旧的封建统治再也不能原封不动地维持下去了，只有重整封建秩序，对旧的幕藩体制进行大规模的改革，才能保住和巩固封建幕府的统治地位。于是，在他继任将军后，便勾结法国，积极着手大规模的幕政改革。当时年号为庆应（1865-1868年），故这次改革史称“庆应改革”。
“庆应改革”得到了法国公使罗休的支持和指导，内容涉及政治外交、军事和经济等各个领域。在政治方面，主张把天皇氏作为国家的象征，用封建中央集权制代替封建领主制；在经济上，主张改革税制，扩大商贸，重整财政等；在外交上，主张开国通商、扩大影响，以便扭转被动的外交困境；在军事上，把军事改革看作是整个改革的中心任务，主张扩张陆海军，建立强大的幕府军事力量。
事件经过
正当德川庆喜大力改革幕政、以挽救幕府危机的同时，倒幕势力也取得了进一步的联合和发展。幕府发动的第二次征长战争虽然失败，但长州藩仍背着朝廷“朝贼”的罪名。为了争取朝廷免除长藩的“朝贼”罪名和对付列强日益强烈要求的兵库港开港问题，1867年6月，萨摩、越前、土佐和宇和岛四藩，联合在京都举行“四侯会议”。会议虽因种种原因而失败，但却更坚定了参加会议的各藩实行武力讨幕的决心。如大久保利通（1830-1878年）在会议失败后，就认识到以“和平”方式实现倒幕是没有希望的。他断言：“如不准备兵力，张起声势，显示大计已定，来为朝廷尽力，就很难打开局面。”于是，讨幕派在会后又相互进一步签订了出兵讨幕的盟约，并积极着手军事上的准备，使武装讨幕又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
在坚决主张以武力讨幕的势力不断发展壮大的同时，以坂本龙马和后藤象二郎推进的“奉还大政”计划也有了飞跃的发展。他们制定的《船中八策》受到土佐藩的重视和欢迎。
经过海上航行，坂本龙马和后藤象二郎受到京都的土佐藩士们的欢迎。为了剥夺幕府将军的权力，实现“大政奉还”，进而征得其他强藩的支持，1867年7月23日（旧历6月27日），土佐藩的中冈盛太郎、坂本龙马和后藤象二郎等，与萨摩藩的西乡隆盛、大久保利通等人举行了“三棵树旗亭会议”，并以《船中八策》为蓝本，缔结了以实现“奉还大政”为目的的《萨土盟约》。《萨土盟约》是一个明确提出剥夺幕府将军权力、把国权归还朝廷的反幕盟约。除在总则中首先提出：“方今皇国之任务，以改革国体制度，监万国而不耻为第一义”的宗旨外，还另立了7条具体原则。这7条原则的内容如下：
第一，议定天下大政之全权在于朝廷，我皇国之制度法则、一切万机，均须出自京师议事堂；
第二，建立议事院，应由诸侯贡献其经费；
第三，议事院应分上下院，必须从上自公卿下至陪臣、庶民之中选举纯良正义之士任议事官，再者，诸侯亦因其职掌自然要充当上院议员之任；
第四，无有以将军之职务掌管天下万机之理，自今应辞去其职，归顺到诸侯之列，将政权归还朝廷，固不待言；
第五，各港外国之条约，须由新任朝廷之大臣会同诸侯之士大夫，在兵库港订立条理明白之新约，实施诚实之商法；
第六，朝廷之制度法则，虽依往昔之律例，但应参酌当今之时务，或者不当者，宜除弊革新，建立不愧于世界之国本；
第七，关于复兴皇国议事之士大夫，应去私意，基于公平，制订术策贵正实，不问以往是非曲直，以人心一和为主，决定此议论。
《萨土盟约》缔结后不久，7月27日（旧历6月26日），萨、长、艺三藩之间也缔结了类似《萨土盟约》的约定书。《萨土盟约》虽然使更多的藩参加到倒幕联盟中来，但由于它只要求将军辞去官职，把大权还给朝廷，不废除封建制度，甚至抬出天皇氏来维持封建统治，因此，它引起坚决主张以武力彻底打倒幕府的倒幕派的不满。
于是，萨、长两藩的武力讨幕派进行紧急接触，通过商谈，于1867年9月19日，又重新达成出兵协议，使萨摩藩又回到武力讨幕上来。9月20日，长州藩又同安艺藩达成了出兵讨幕协议。这样，终于在萨、长、艺三藩之间达成了共同举兵讨幕的约定书。倒幕派在三藩共同举兵讨幕的约定书达成后，进一步加紧武力讨幕的准备工作。1867年11月3日（旧历10月8日），他们在平安京召开秘密会议，研究部署武力讨幕的具体计划和军事准备。他们在进行紧张的武力讨幕准备的同时，还秘密加强做宫廷的工作，争取得到天皇氏的支持。
明治天皇在倒幕派的积极活动下，日益支持倒幕派，不仅恢复了长州藩毛利敬亲（1819—1871年）及其子的官职，还在1867年10月14日（旧历）下达的“讨幕密敕”中，明确指出：“不讨此贼（幕府将军），何以上谢先帝之神灵，下报万民之深仇耶？”
事件结果
在倒幕派加紧倒幕准备的同时，主张以和平方式让将军把权力归还朝廷的公议政体势力也在积极地活动。当他们得知萨、长、艺三藩已结成出兵倒幕同盟后，认为如让将军主动把政权归还朝廷，即可实现“奉还大政”，又可把将军从灭亡中挽救出来，这是“恩义两全之策”。为了实现所谓的“恩义两全之策”，1867年10月29日（旧历10月3日），后藤象二郎在土佐藩主山内丰信的建议下，以山内容堂的名义，向幕府提出了《关于奉还大政的建议书》。
处在穷途末路的德川庆喜，正对其统治吹之欲倒而一筹莫展。接到《奉还大政建议书》后，德川庆喜认为这是一个既能使倒幕派失去讨幕理由而无法发起讨幕战争、又能保持实力实权的良机。于是，他决定采纳土佐藩的建议。1867年11月8日（旧历10月13日），德川庆喜在京都二条城召开重臣会议，宣布接受土佐藩的《奉还大政建议书》，把政权奉还朝廷。11月9日（旧历10月14日），德川庆喜又上奏朝廷，称：“当今与外国交际日盛，政令不归一途则纲纪难立。若改从来之旧习，政权奉还朝廷，广尽天下公议，仰承圣断，齐心协力共保皇国，必可与海外万国并立。”
宫廷接到德川庆喜请求“奉还大政”奏禀后，立刻进行了讨论。宫廷原不想接受德川庆喜“奉还大政”的请求，但在后藤象二郎等人的坚持和劝说下，于11月10日（旧历10月15日）凌晨1时，决定批准德川庆喜的“请求”。
11月10日，德川庆喜正式得到天皇氏准其“奉还大政”的敕书。通过“奉还大政”，天皇虽然在名义上掌握了政权，但实际上，天皇根本没有建立起运用权力的政权机构。所以，天皇在批准德川庆喜“奉还大政”的同一天，又向德川庆喜发出了三项指示，其内容是：天皇收回最高政权；迅即召集诸侯会议，决定一切政务；在未召开诸侯会议之前，仍由将军照旧统治领地领民。
天皇的三项指示，正中德川庆喜的下怀。德川庆喜不仅没有因“奉还大政”而失去权力，反而又明正言顺地继续掌握着内政大权。继三项指示后不久，天皇氏又于11月17日（旧历10月22日）下诏：政务暂且委托给德川庆喜，紧急的外交问题也由幕府与通晓外交事务的“两三藩”（指萨、长、土三藩）会商。至此，天皇又把掌握日本的外交大权交给了德川庆喜，为德川庆喜重新掌握日本的内政外交实权开辟了道路，“奉还大政”成了徒有虚名。
事件影响
大政奉还的实行，体现了土佐藩具有相当的影响力，同时也表明当时日本中央政权对德川家族势力采取了一定程度的妥协态度。当时朝廷本身缺乏独立掌控政权的能力，即使德川庆喜名义上归还了政权，但无论是朝廷公卿还是其他各藩的力量，都难以与德川氏相抗衡，德川庆喜仍有机会在明治天皇建立的新政府中重新掌握实权。事实上，朝廷在接受大政奉还后，仍然将重要政务交给德川庆喜处理，只是要求他需与其他藩主共同商议。由此可见，此时的中央权力实际上依然由德川庆喜所控制。
明治维新形成的统一政权不仅仅带来了政治权力的合一和全国力量的整合，也为日本民族的意识觉醒打下了物质基础。明治政府为了确保政权的统一、政令的顺畅,取消了大名和公卿称号，设立“华族”收回了各藩版籍，任命旧藩主为知事，废除了藩主与家臣的主从关系，由此终结了地方势力割据的局面，打破了日本国内的分裂与隔离。
参考资料 >
アジア歴史ラーニング|アジア歴史资料センター.アジア歴史ラーニング|アジア歴史资料センター.2025-11-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