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淑慧，祖籍湘潭市，周佛海第二任妻子，其父亲杨卓茂曾是上海总商会主任秘书。
杨淑慧接受过良好的教育，思想较为新潮，属于追求自由婚姻的新女性。她家与李达家距离较近，因此常去李达家拜访，由此结识了周佛海。两人相识后迅速产生感情。然而，周佛海在湖南家乡已有妻子，但杨淑慧仍然对他展开热烈追求。两人结婚时，周佛海已有家室的情况被上海市报纸披露，引发轩然大波。杨淑慧的父亲看到报道后极为愤怒，坚决反对女儿与周佛海继续交往。但平日里温柔乖巧的杨淑慧却毅然撬开窗户，与周佛海一同前往日本。抗日战争期间，杨淑慧跟随周佛海投靠日本，沦为汉奸。抗战胜利后，周佛海因汉奸罪被国民政府逮捕。杨淑慧四处奔走，多方打点。最终，蒋介石发布特赦令，将周佛海的死刑改为无期徒刑。1948年，周佛海病逝狱中。1949年上海解放后，杨淑慧协助找到中共一大旧址。晚年独自生活在上海市，1962年去世。
人物生平
与周佛海相识
杨淑慧，祖籍湘潭市，父亲杨卓茂是上海总商会的主任秘书，在当时的上海小有名气。杨淑慧自幼接受良好教育，气质非凡，与普通女子大不相同。杨淑慧的家位于上海市卡德路富里106号，与李达居住的老渔阳里相距不远。她与李达的妻子王会悟是启明中学的同学，关系十分亲密。因此，杨淑慧经常去李达家中玩。
周佛海在出席中共一大期间，担任代理书记并暂居上海。他常去湖南省老乡李达家中做客，也因此结识了杨淑慧。杨淑慧对周佛海的印象深刻。尽管周佛海当时穿着一身脏兮兮的白西装，显得瘦削而清贫，但他对政治有着浓厚的兴趣。杨淑慧曾读过周佛海发表在《解放与改造》上的文章，认为他是个有潜力的年轻人，未来政治前途不可限量。
周佛海对年轻貌美的杨淑慧一见倾心，最终抛弃了已为他生育一子一女的结发妻子郑妹，与杨淑慧走到了一起。
然而，在周佛海与杨淑慧关系密切之时，上海市《时事新报》刊登了一则未指名的新闻，大意是：“一位湖南省青年，自称是进步的社会主义信徒，已在家乡结过婚且有子女，如今却在上海与一位商界人士的女儿热恋，似乎又要成为新郎。”杨淑慧的父母看到这则消息后，感到名誉受损，便拿着报纸去找周佛海理论。当时周佛海不在，刘仁静便将杨卓茂带到张国焘的住处。杨卓茂对周佛海的行为极为愤怒，指责他诱骗良家妇女，并表示要将他告上法庭。好在张国焘极力劝解，周佛海才免于被起诉。
为了阻止女儿与周佛海继续交往，杨卓茂夫妇将杨淑慧关在自家阁楼上。然而，在被关的第三天，杨淑慧跳窗逃出，找到周佛海。1921年11月初，二人悄然离开上海市，前往日本鹿儿岛县的日本第七高等学校继续学业。此后，他们育有一子一女，生活尚算和睦。
鼓动周佛海脱党
1921年7月底，周佛海回国出席党的一大的行踪早被日本警察知道了，回到日本后的周佛海即被日本警方严密监视，学校方面也以开除学籍威胁周佛海，这些让周佛海感到极度不安。
1924年5月底，周佛海回到广州市，就任国民党宣传部秘书，月薪200块大洋。同年9月份，时任广东大学校长的邹鲁又聘请他兼任广东大学的教授，月薪240块大洋。照当时中国共产党的规定，周佛海应按累进额每月交纳党费70多元，杨淑慧认为丈夫辛辛苦苦赚钱不容易，每月交这么多钱太可惜，就鼓动周佛海脱党。于是周佛海就给中共广州区执行委员会写信，要求脱离共产党。当时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广州区委执行委员的周恩来曾经多次找周佛海做思想工作，都被周佛海拒绝。
营救周佛海
日本投降前夕，周佛海在戴笠的庇护下，被国民党军事委员会侍从室任命为军事委员会上海市行动总指挥，指挥国民党军中央税警总团和第十二军所属三个师，以及上海和浙江省的保安队、警察等军警，负责维持上海市及沪杭一带的治安。1945年8月19日，周还在上海宣布上海行动队司令部的成立，并亲就司令之职。
1945年日本投降后，中国各地开始了抓捕汉奸的行动。而周佛海被软禁在白公馆中，严密保护，备受优待，引起了群众不满。
不久，杨淑慧和儿子被军统从上海押到重庆市，与周佛海一同囚禁。杨淑慧对军统的处理方式极为不满，她曾在上海市多次表示，周佛海在抗战期间为中国国民党和军统立下不少功劳，这些工作都是冒着生命危险完成的，只有她知晓。她原本以为自己会被允许与周佛海一同坐牢，但军统的真实目的是怀疑她藏有大量财产，押她到重庆是为了勒索财物。
杨淑慧在重庆决定与周佛海共同面对困境，但军统很快要求她交出财产，并将她押送回上海，从银行保险柜中取出大量金条、美钞等财物，价值数百万美元。她还交出了许多房地产，这些是之前未被军统发现的财产。然而，即便如此，她仍未被允许返回重庆市陪伴周佛海，这让她感到极度不满，经常表达自己的愤怒。一些特务人员也不断对她施加压力，试图从她那里获取更多利益，她因此深刻体会到作为“汉奸家属”所面临的困境。
1946年春，严惩汉奸卖国贼的社会舆论高涨，戴笠坠机摔死后，中国国民党当局才将周佛海从重庆押回南京，关禁在羊皮巷陆军监狱内。关押在陆军监狱的人，大多数是大名鼎鼎的汉奸，除周佛海外，还有上任不久的山东省伪主席兼济南绥靖主任杨毓珣等人。杨淑慧在周佛海被押回南京的前几天，从上海市赶到南京进行活动。
周佛海曾担任伪财政部长、上海市伪市长等重要职务，积累了巨额财富，因此成为南京羊皮巷陆军监狱狱吏们敲诈的主要目标。杨淑慧为了搭救周佛海，不惜投入大量黄金和美钞，但具体数额难以统计。
1946年11月7日上午11时15分，国民党首都高等法院宣布判处汉奸周佛海死刑。周佛海自持“协助”抗战和维持上海治安有功，对判决不服，乃向高等法院抗告。经高等法院驳回抗告，并核准原判决。这时只有家属可以抗告，周妻杨淑慧十分焦急，即各方奔走，向周佛海的朋友、时居中国国民党中枢地位的陈立夫、蒋介石侍从室主任陈布雷、机要秘书陈方、还有实力派的许孝炎、顾祝同等人托情，请向蒋介石予以进言，请求特赦。次年1月25日，陈果夫、陈立夫即以周佛海于抗战胜利前后，能按政府计划，暗中布置军事，不无微功，请蒋介石将其缓刑或减刑。杨淑慧还花了两根大金条托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特务周皋去找以“曲线救国”为名投敌的庞炳勋、孙殿英、孙良诚、张岚峰，吴化文和郝鹏举6人签名，证明周佛海在抗战时期在军饷、军械、驻防、情报、交通联系和日军办理交涉等方面给他们的帮助。杜月笙也写了大致相同的证明。1月27日，杨淑慧的抗告被驳回。
杨淑慧威胁陈布雷，若周佛海被处死，她将公布蒋介石给周佛海的嘉奖和手谕照片。陈布雷回应称蒋介石不会让周佛海死，但杨淑慧不信，坚持要求蒋介石亲自告知。蒋介石召见杨淑慧，承诺会想办法救周佛海。随后，蒋介石通过公文程序将周佛海的死刑减为无期徒刑，周佛海因此躲过死刑。
协助寻找中共一大旧址
1949年5月27日上海战役，陈毅出任刚成立的上海市军管会主任职务。5月28日下午3时，上海市人民政府成立，陈毅就任上海市市长。随着上海局势的日趋稳定，在1950年夏末的一次会议上，由陈毅市长提议，经上海市委讨论同意后，决定开始布置寻找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会址的工作。因为上海是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地，1951年7月1日又是建党30周年纪念日，于是中共上海市委把寻找中共一大纪念馆看成一项重要的政治任务。直接负责这项任务的是当时担任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副部长的姚溱。姚溱在接到任务时，先给沈之瑜打了个电话，沈之瑜当时是上海市军管会文艺处干部。
沈之瑜在接受任务的时候，姚溱曾告诉他，一大是在法租界召开的，并准备让市公安局局长杨帆把周佛海的老婆杨淑慧请来协助他们寻找一大会址。中共一大召开期间，周佛海曾带杨淑慧去过开会的那座房子，也曾叫她往那里送过信。不久，杨淑慧在杨帆的授意下找到了沈之瑜。杨淑慧告诉沈之瑜，她当年曾去过李汉俊的家，但印象不深，而她曾在位于法租界环龙路老渔阳里2号（今南昌路100弄2号）的陈独秀家住过，记得比较清楚，建议先去环龙路寻找。第二天，沈之瑜、杨重光和杨淑慧3人前往南昌路。因为南昌路基本保持当年的模样，杨淑慧很快就找到了老渔阳里2号的位置。
几天后，为了尽快完成任务，沈之瑜和杨重光决定分工协作，沈之瑜负责寻找“贝勒路李汉俊家”，杨重光负责寻找一大代表们住宿的博文女校。最紧要也是最难找的就是贝勒路李汉俊的家。杨淑慧陪同沈之瑜沿着当年的贝勒路寻找，努力搜寻当年的记忆。之后几天，杨淑慧独自一个人前往贝勒路，继续寻找。一天，当她来到贝勒路与一条马路的交叉口，看到一处白墙上刷着个巨大的“酱”字以及砌着“恒昌福面坊”招牌的房子，很像当年的李公馆。她问过路人，得知这条路叫兴业路，可她当年从未听说过有这条路。于是，她到路口附近询问了一些年纪大的人，得知兴业路原来叫“望志路”。经过反复查看，她感觉有一定的把握了，便迅速将这个好消息告诉沈之瑜。
通过多方努力，沈之瑜等寻访人员找到了房东陈老太太，了解到这排房子兴建于1920年夏秋之间，沿马路共有5幢，即望志路自东向西门牌号分别为100、102、104、106、108号（今兴业路70、72、74、76、78号）。望志路106、108号这两幢房子租给了李汉俊的哥哥李书城作住宅，人称“李公馆”。为了走动方便，李书城请人把隔墙打通了。李汉俊从日本回来后就住在这里。李书城搬走后，1924年董正昌把这5幢房子全部租下来，并把100、102、104号改为三楼三底，把106、108号改成二楼二底，将清水墙改为混水墙。106号天井改成厢房，仅留108号大门，租给他的亲戚居住。后来，他的亲戚在106号开起了当铺，后又改开“恒昌福面坊”。1951年6月，上海市方面确认“兴业路七十六号系当时的会址，此处当时是兴业路一零六号，后门由黄陂南路（黄陂南路）树德里出入”。至此，中共一大召开的地址终于寻获并得以证实。
晚年时期
“潘杨案”牵连到她的儿子周幼海，杨淑慧也被株连入狱，1957年1月被释放出来。此后一个人独自生活在上海一个小阁楼上。1962年冬去世。
家庭关系
人物轶闻
1946年10月21日，南京高等法院对周佛海进行初审。起诉书指控他犯有投敌叛国、组织伪政权、担任伪政权高级官员、残害地下抗战人员等多项罪行。在庭审中，周佛海辩称，他组织伪政权是为了使本国不受战争之苦，且后来又效忠本国，认为自己“有功”于本国。然而，与其严重的汉奸罪行相比，这些所谓的“功劳”显得微不足道。因此，1946年11月7日，法院初审判决周佛海死刑。
周佛海不服判决，上诉至最高法院，但被驳回。他的妻子杨淑慧是个非常能干的女性，在探监时，夫妻二人商议如何逃避死刑。杨淑慧随后再次提交上诉申请，试图拖延时间。在此期间，她四处奔走，找到周佛海的老朋友陈果夫、陈立夫、陈布雷等人，请他们帮忙说情。陈果夫兄弟确实出面帮忙，联名向蒋介石请求免去周佛海的死罪。蒋介石不便亲自出面为周佛海开脱，于是希望司法部门设法解决，但司法部门也不愿承担开脱大汉奸的恶名。1947年2月，杨淑慧的第二次上诉被驳回。至此，周佛海夫妇陷入了绝境。
杨淑慧对陈布雷表示，他们曾将蒋介石过去给周佛海的嘉奖、手谕等拍成照片，藏在香港特别行政区某家银行的保险柜里。如果周佛海被处死，她将公布这些文件，让全世界看到蒋介石的真实面目。陈布雷回应说，蒋介石不会让周佛海死，只是需要等一段时间，等风头过去再说。杨淑慧不信，坚持要求蒋介石亲自告诉她。陈布雷将情况报告给蒋介石，蒋介石不得不召见杨淑慧。
杨淑慧见到蒋介石后，长跪不起，不发一言，只是默默流泪。蒋介石见状，让她起身，并表示他知道周佛海的情况，也承认周佛海过去确实做过一些贡献。他告诉杨淑慧，现在主要是在想一个合适的方法来解决这个问题。他让杨淑慧放心，让周佛海在监狱里先休息一两年，再设法让他出来。杨淑慧听后，向蒋介石叩了几个头，然后高兴地离开了。
随后，文官处行文司法院，要求司法院呈请减刑。最终，蒋介石签署文件，将周佛海的死刑减为无期徒刑。通过一系列的公文往来，《准将周佛海之死刑减为无期徒刑令》正式出台，周佛海因此躲过了死刑。
此后，周佛海成为了一名特殊犯人。由于蒋介石的特令减刑，他在狱中的待遇极为特殊：他可以开小灶，住在套间，甚至在狱中唱戏。看守人员成了他的勤务兵，听从他的差遣。然而，命运无法逃避。1948年2月，周佛海因心脏病复发，死在狱中。
人物评价
杨淑慧可不是一般的女人，她出身于湘潭市名门，帮周佛海布置过中共“一大”会场。她生性泼辣，处世圆滑，见多识广；不干预政事，却酷爱敛财，是周家的小财政部长。（《党史博览》评）
参考资料 >
周佛海之妻帮助政府寻找“一大”会址.新浪网.2023-11-15
“妻管严”周佛海:因妻子嫌每月要交党费太多而退党|周佛海|党费.凤凰网.2025-10-14
卖国巨奸周佛海的最后38天：无法保外就医 痛苦万分.中国共产党新闻网.2025-10-14
周幼海:他一生都在为父亲赎罪.澎湃新闻.2025-10-14
周佛海之妻帮助政府寻找“一大”会址.新浪网.2025-10-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