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经济(日本国的经济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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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经济（Japanese economy）是指日本的经济状况。日本是世界经济强国。截至2025年，日本的经济是世界第四大经济体，完全多元化且技术先进。与大多数发达国家一样，服务业占据了 GDP 的最高百分比（约占 GDP 的62%）。在服务业中，最重要的行业是批发零售贸易（约占 GDP 的7%）和房地产（约占 GDP 的6%）。制造业是日本经济的引擎，约占 GDP 的近22%。建筑业也扮演着重要角色，约占 GDP 的5%左右。

日本经济经历了1946~1955年战后经济复兴时期；1956~1972年经济高速增长时期；1973~1990年经济稳定增长时期；1991~2015年经济低迷时期。2023年日本实际国内生产总值（GDP）同比增长1.9%，反映物价上涨的GDP名义增长率为5.7%。2023年日本GDP初步统计数据为591.482万亿日元，约合42106亿美元，低于德国的44561亿美元。日本的名义GDP从世界第三位下降到世界第四位，被德国反超。2024年一季度，日本实际国内生产总值环比下降0.6%；二、三季度经济增长缓慢，环比增速分别为0.5%和0.3%；而2024年四季度日本经济预期将环比增长0.3%。2024年日本负债超过千万日元的公司破产数量比上一年增加了15.1%，达到10006家。这是11年来日本破产企业数量首次超过1万家。日本中国人民银行在2024年加息后政策利率维持在0.5%。2024年日本实际国内生产总值（GDP）约557.5万亿日元，同比增长0.1％。截至2025年9月，日本9月外汇储备为13413亿美元，前值13242亿美元。2025年10月，日本债务已超过国内生产总值（GDP）的250%，位居全球前列，若继续财政扩张甚至增发国债，可能引发金融风险。。2025年三季度，日本实际国内生产总值（GDP）按年率计算下降1.8%，为6个季度以来首次负增长。

概况

日本是世界经济强国。2023年日本实际国内生产总值（GDP）同比增长1.9%，反映物价上涨的GDP名义增长率为5.7%。2023年日本GDP初步统计数据为591.482万亿日元，约合42106亿美元，低于德国的44561亿美元。日本的名义GDP从世界第三位下降到世界第四位，被德国反超。

2024年一季度，日本实际国内生产总值环比下降0.6%；二、三季度经济增长缓慢，环比增速分别为0.5%和0.3%；而2024年四季度日本经济预期将环比增长0.3%。2024年日本负债超过千万日元的公司破产数量比上一年增加了15.1%，达到10006家。这是11年来日本破产企业数量首次超过1万家。日本央行在2024年加息后政策利率维持在0.5%。2024年日本实际国内生产总值（GDP）约557.5万亿日元，同比增长0.1％。

截至2025年9月，日本9月外汇储备为13413亿美元，前值13242亿美元。2025年10月，日本债务已超过国内生产总值（GDP）的250%，位居全球前列，若继续财政扩张甚至增发国债，可能引发金融风险。2025年三季度，日本实际国内生产总值（GDP）按年率计算下降1.8%，为6个季度以来首次负增长。受美国关税政策影响，10月日本对美出口额同比下降3.1%，连续7个月萎缩，三季度货物及服务贸易出口环比下降1.2%，外需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由正转负。同时，内需也难以形成有效支撑，当季占日本经济比重一半以上的个人消费环比微增0.1%，物价持续高企加重民众生活负担、压抑购买力；内需的另一支柱企业设备投资环比增加1.0%，但先行指标“除船舶、电力的民用机械”订单额环比下滑2.1%，4个季度以来首次为负增长，民间住宅投资按年率换算跌幅逾三成，几乎抵消疫情后复苏成果。

发展历史

战后经济复兴时期(1946~1955)

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9月6日美国总统哈里·S·杜鲁门批准“日本投降后的美国最初对日政策”，明确了“解除日本武装使之非军事化”的目标，这成为美国占领军对日政策的最优先课题。“非军事化”内容除了解散军事机构、排除军国主义势力以外，还要实施旨在“破坏作为潜在战争能力的日本工业生产力”的措施，这显然会波及日本科技发展的物质基础。就科技本身而言，日本在战前已达到相当发达水平的军事科技研究当然也在被禁之列，其中飞机、核能、雷达（电波研究）、机床等研究领域成为受禁重点，尤其是禁止飞机和核能研究的政策一直持续到占领期结束，其他科技活动也受到了严重影响。

随着美苏冷战加剧与解放战争的节节胜利，美国自1948年开始改变对日占领政策，将日本建成“遏制共产主义的防波堤”成为其对日政策的最大目标，为此从抑制日本转向扶植日本，从解除日本武装转向要求日本“再军备”，从推行严厉的战争赔偿计划转向减少甚至取消日本的战争赔偿，其结果是使日本得以保留战前遗留下来的工业化物质基础来推进科技发展，美国军队对日占领政策的方向转换成为战后日本科技发展的起点。

战后日本科技发展的启动，其首要课题是从美国导入质量管理(QC）方法。这是因为，战前日本向欧美出口的产品以“价廉物差”闻名，而要复兴日本经济，必须扩大出口，要扩大出口，必须提高产品质量。事实上，早在1946年，日本科技界就邀请美国质量管理专家戴明来日本开设质量管理讲座。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当月美军即成立了“驻日兵站司令部”，以“直接采购”方式向日本企业大量订购战争所需物资。7月，占领当局指令吉田内阁建立以旧军人为骨干的国家警察预备队，为开赴朝鲜战场的美国军队守备军事设施和物资仓库。随着美军订货单如雪片般飞向日本企业，日本列岛成了美军最大的后勤供应站。由于这是美军未经“日本政府”而直接向日本企业发出的军事订货，故称为“特需”，日本生产的煤炭、卡车、铁蒺藜、钢材、毛毯等军用物资源源不断地运往朝鲜。1952年占领当局许可日本重新开始从事飞机生产活动，为美军修理军机成为战后日本飞机产业发展的起点。环顾当时亚洲地区各国，只有战前已具备工业化基础的日本才达到了可为美国军队提供战争物资的工业水平，但日本生产的工业产品仍不能满足美军指定的质量要求。有鉴于此，日本要接受“特需”订单，必须大力提高产品质量，这进一步推动了质量管理方法的普及。

随着七年占领期于1952年结束，占领当局对日本的飞机、核能等领域的研究禁令自然解除。面对美苏之间展开了研制核航弹、氢弹的军备竞争的国际科技发展形势，战后日本科技是以发展军事技术为主还是以发展民生技术为主，成为关系到战后日本是否走和平发展道路的重大抉择。1952年4月片面对日媾和的《旧金山对日和平条约》生效后，占领当局立即开始将一些武器、飞机的生产许可权限移交给日本通商产业省，还公开地向日本企业订购凝固汽油弹用的容器、燃料桶、枪炮弹、照明弹、火箭弹定向装置、飞机轮胎和仪表等军用品，武器成品在“特需”物资清单中所占的比重迅速上升到首位。顺应美国欲将日本作为“远东兵工厂”加以利用的需要，日本的部分军工企业开始悄悄地复活和发展。

经济高速增长时期（1956~1972）

战后初期，广大日本国民从媒体上了解到由洗衣机、冰箱、电视等家用电器塑造的美国人的家庭生活，对此充满了希望和憧憬。日本民众希望达到美欧国家那样的物质生活水平的迫切要求，与当时日本生产技术的相对滞后形成了尖锐矛盾，如何更快地解决这个矛盾成为推动日本技术发展的根本动力。

1950年开始的技术引进，助推了20世纪60年代日本经济的高速增长。在20世纪50年代，通过出口、特别是朝鲜特需，越来越多的民间企业已经不缺资金(包括外汇)，缺的主要是技术，而企业所需要的技术，又正好已经由美欧企业开发出来，日本只要把美欧先进技术引进来，通过模仿、消化与改良，就能迅速使之产业化和商品化。怀里揣着鼓鼓钱包（包括银行贷款)的大批民间企业竞相为引进技术而投资（包括配套投资），这意味着日本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已经从经济复兴时期的“出口”、“特需”转向民间企业设备投资，形成了投资主导型的经济增长。通过设备投资热潮，由欧美国家开发的新技术、新产品大量流进日本，使原有产业设备一举更新，家电、钢铁、电力、石化、电子等一大批新兴产业崛起。从产业结构的角度看，经济高速增长过程也就是战后重化工业化的过程。

1960年由池田内阁提出的“国民收入倍增计划”成为日本经济高速增长的一面旗帜，使广大民间企业大受鼓舞，迅速扩大的设备投资推动了先进技术的导入，促使生产设备日趋高级化和大型化。例如在钢铁业，最大高炉容量从1953年的不到1000立方米扩大到1973年的4600立方米，1977年在世界容积最大的十座高炉当中，日本占了七座。①无论是炼钢厂还是石化联合企业，其大部分装置都依靠从欧美引进的技术，但日本企业对引进的各种技术设备和生产系统充分地加以消化，部分加以改良，使之在整体上构成十分平衡和协调的系统，甚至做到“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以战前工业化积累（特别是人才）为基础，日本具备使技术引进得以成功的社会基础，特别是企业经营者、科技人员、技能劳动者具备迅速将欧美先进技术学到手、并且把技术引进与自主开发结合起来的能力。

20世纪60年代，日本技术引进成功的一个主要结果就是形成了“一号机进口，二号机国产，三号机出口”的良性循环，即从国外引进机器设备后，能很快地将“物化”在机器设备中的技术消化为自己的血肉，用于制造国产机器设备并加以改进，使国产机达到能与引进来源国的机器设备进行竞争的水平并用于出口。有日本经济学家指出：“通过弄清日本为什么能够成功地引进技术，可以解开日本经济增长的秘密。”

随着日本经济迅速增长，民间企业的气场大增，1961年前后日本各地出现了民间企业自办“中央研究所”的热潮，大学毕业生中愿意到企业工作的人才也日益增加。建立“中央研究所”热，与其说是民间企业为了追求基础研究的实际价值，不如说是为了提升企业的地位和名声，以便吸引更多大学毕业的优秀人才。与此同时，日本民间企业用于研究开发的资金日益超过依靠政府预算支出的研究开发资金（这种情况持续到今天）。显然，资金充裕就可以购置更好的研究设施①，吸引更多的研究人才，到20世纪70年代，日本民间企业的研究人员数已经达到大学科技部门研究人员数的两倍。这意味着“企业优位”“民间企业主导型”的日本研究开发结构在60年代就已经开始形成。

经济稳定增长时期（1973~1990）

1973年爆发第一次石油危机后，日本经济高速增长期趋于终结。以石油危机为分界点的前十年与后十年，日本经济的平均增长率从9.3%下降至3.6%。与其他发达国家经济增长率下降到2%以下相比，日本经济在高速增长结束后仍保持3.6%的“中速增长”或“稳定增长”水平，与当时日本科技工作者所付出的巨大努力是分不开的。

作为一个自然资源极其贫乏的国家，日本全国能源需求的70%依赖廉价石油进口，而且主要来自中东地区，因此石油危机对日本的冲击巨大。日本整个科技体系被动员起来应对危机，通产省努力寻找能代替石油的所谓“替代能源”，包括核能、天然气、煤炭、水力等，并在1974年开始实施“阳光计划”，致力于开发太阳能、地热能、煤炭的液化和气化、风能、海洋能等“新能源”，1978年又开始实施致力于研发节能技术的“月光计划”。从日本危机对策的整体效果看，真正起到实际作用的主要是核电发展、节能推广、产业结构调整和能源外交，至于太阳能等新能源技术则由于成本很高，加之进入80年代油价趋稳，虽然费了很大力气开发，却暂时未能进入实用阶段。

在核电技术方面，日本在20世纪60年代后半期从美国引进两种轻水堆——沸水反应堆(BWR）和压水反应堆（PWR)，并于70年代初期投产，然而在其运行过程中却发现不少严重缺陷，致使故障多发造成停机频频，设备运行率只有40%。为此，通产省从1975年度至1985年度以产官学合作方式开展了三次轻水堆改良计划，取得了明显成效：BWR设备利用率从1975年的35.4%提升到1984年的72.2%，PWR设备利用率从46.6%提升到76.2%。

再看节能技术。20世纪70年代，由于公害问题日趋严重，加上发生石油危机，世界各国汽车业都遇到了严重挑战，甚至被称为进入了“汽车业的冬天”。日本却逆势而上，将汽车业遇到的挑战转化为挺进世界市场的机遇，将公害和石油危机的压力转化为促使汽车节能减排的动力。1971年，即美国国会通过旨在减少汽车排放尾气中的有毒物质的“马斯基法”的第二年，刚刚成立的日本环境厅就强制要求日本汽车企业严格履行连美国汽车企业尚未能履行的“马斯基法”，起初日本汽车企业对环境厅的过苛要求表示不满，但科技人员却知难而进，积极利用微电子技术来控制发动机燃料喷射、开发新型的发动机等，使燃烧状态达到最佳化，产生了明显的节能效果，在全球率先达到了当时最严格的美国环保法规的要求，从而奠定了日本汽车业在环保发动机领域的领跑者地位。日本由于国土狭窄，本来就擅长发展小型车，又通过百折不挠的努力增强了节能减排的功能，使日本造小型汽车不仅打入了世界汽车市场，而且成了抢手货，在世界各国掀起了一股“小型车”热，世界“汽车业的冬天”对于日本汽车产业反倒成了“春天”。到20世纪80年代，日本的小汽车产量超过了美国。

经过20世纪70年代的两次石油危机，日本产业的国际竞争力不仅没有减弱，反而得到了进一步加强，以至在80年代被誉为“世界工厂”。日本应对公害与石油危机的努力还体现在对整个产业结构实施转型，使产业重心从高能耗型的“重厚长大”产业转向低能耗型的“轻薄短小”产业，从钢铁、炼铝等基础材料产业转向汽车、微电子等加工组装型产业。到20世纪80年代前半期，产业结构转型不仅使日本对石油的需求明显下降，还推动了日本高技术产业的发展，甚至达到世界领先水平。

1980年日本正式提出“技术立国”方针，采取各种政策措施来推动产官学的科技合作与交流。然而，日本提出的“技术立国”方针却被美国视为“技术民族主义”（“技术立国”的英语译文是technonationalizim)，认为日本在“以国为本”的“立国”方针的背后，隐藏着将美国视为假想敌、以激励日本科技工作者发挥不输于美国的创造性的意图。这当然为推行“技术霸权主义”的美国所不容，结果导致日美贸易摩擦上升到更加激烈的科技摩擦阶段。

1989年1月7日，日本天皇裕仁逝世，结束了长达64年的昭和时代。皇太子明仁在日本经济繁荣的最顶点登基，年号由昭和改为平成，日本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经济最为低迷的时期自此拉开序幕。1989年，日本央行主动加息，刺破日本经济泡沫，日美贸易摩擦告一段落。1989年5月开始，日本央行连续五次加息，将贴现率从2.5%提高到1990年8月的6.0%。此后日本房地产泡沫被刺破，进一步引发经济危机。在经济泡沫崩溃后，日本国内大量企业开始主动将产能转移至东南亚等地，这也使得日本本土对美贸易顺差大幅下滑。1996年，日本在美国贸易逆差中的比例从1991年65%的高点下滑到了28%，日本也从而退出了美国对外贸易摩擦的主舞台。

经济低迷时期（1991~2015）

20世纪90年代，由于泡沫经济崩溃，日本经济长期低迷，被称为“失去的十年”。进入21世纪后，日本经济继续萎靡不振，2011年发生的3·11日本地震又使日本经济遭受重创，在长达25年的经济低迷时期，日本科技在继续发展的同时，也出现了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

作为工业化的成功者，日本在80年代利用其雄厚的工业技术基础，达到了领先世界的水平。但是，由于缺乏创新与开拓精神，90年代日本在兴起于美国、以互联网应用为标志的信息技术革命中落伍了，日本的国际竞争力世界排名大幅下降。1999年，日本在个人电脑和互联网的普及率方面，分别居世界第20位和第22位，明显地反映了日本在信息化方面滞后的现状。这表明日本在运用工业化的成功基础向信息化过渡方面，存在着严重的战略失误。

1990年至1998年期间，日本通过大规模财政刺激、企业出海积极自救。1990年至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前，日本经济在泡沫破裂后景气度快速回落，但受日本开启大规模财政刺激（主要投向基建）、日本企业大范围出海等因素的对冲，企业盈利保持稳定，失业率维持在4%以下，GDP名义增速在1996年反弹至2.7%，居民的杠杆率保持在68%左右并未下滑。1998年至2009年期间，日本经济最低迷的10年，居民开启去杠杆。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对日本经济再次造成冲击，日经指数跌破13000点，日本企业营业利润率跌至1.8%达到平成时代最低点。此后到2009年的10年间，是日本经济景气度最低迷的10年，失业率上行至4%以上，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同比在1999年滑落至0以下。这一时期，日本居民开启去杠杆，家庭负债率在2007年下滑至低点60%。2008年次贷危机再次冲击日本经济，GDP名义增速在2009年跌至-6.20%，失业率升至5.1%，达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最高水平。

2010年至2019年期间，随着安倍政府开启“极端”货币政策刺激，经济逐步复苏。2010年后，日本经济在刺激政策下开始出现复苏迹象，GDP名义增速有所回升，但整体增长较为温和。

在2012年末，安倍晋三晋三重新担任首相并推出了以“大胆货币政策”为核心的经济复苏计划。这一政策框架包括了灵活的财政政策和刺激民间投资的产业政策。尽管实施了一系列非常规的货币政策，日本的经济复苏速度却显得缓慢。在2013年至2019年期间，日本国内生产总值（GDP）的年均增速仅为0.9%。特别是在私人消费方面，增速表现更为疲弱，核心消费者物价指数（CPI）的复合增速也未能达标，仅为0.7%，远低于2%的政策目标。日本在2013年至2019年期间的企业盈利改善，部分来源于名义GDP增速与企业利润增速的显著差异，后者的增速高于前者。主要原因是日本企业加速进行对外直接投资，从而增强了海外利润的贡献。

经济复苏缓慢（2018~现在）

2018年日本实际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0.7%，较2017年1.9%的增速大幅下滑。分析人士普遍认为，虽然日本经济已连续7年保持增长，但增长势头已显露疲态。数据显示，日本去年四个季度经济增幅分别为-0.2%、0.6%、-0.7%和0.3%，其中第三季度经济大幅萎缩主要是因为日本西部地区暴雨和北海道地震等自然灾害。这种正负交替的经济增长态势被日本经济界人士称为“原地踏步”，全年来看难寻亮点。

日本内阁府2018年12月判定，以2012年12月为起点的本轮经济复苏到2017年9月就已达到58个月，超过从1965年11月至1970年7月持续57个月“伊奘诺景气”，成为日本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第二长的景气扩张期。如果此轮经济复苏持续到2019年1月，将成为日本二战后最长复苏期。虽然2018年日本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缓慢，但日本企业海外直接投资收益首次突破10万亿日元大关，增长率高达13%。这意味着日本企业如今日益通过海外业务在当地挣钱再将收益拿回日本，并减少国内工厂生产和出口。因此在日本国内经济产出疲软的同时，日本企业在全球却保持良好扩张势头。

2019年日本德仁登基，令和时代开启，日本经济继续好转，资产价格加速上行。一方面，日本内生动能逐步复苏，逐步摆脱“通货紧缩陷阱”，GDP回归潜在产出水平。在安倍时代开启的漫长的流动性宽松政策的基础上，日元持续性贬值形成了输入性通胀，刺激日本出口，改善日本企业盈利。疫情之后，日本用工短缺进一步支撑员工薪酬同比增速上行，叠加日本政府的一系列财政刺激政策，刺激居民消费支出，推升通胀预期，进一步加速了工资—物价的良性循环，日本CPI同比增速自2022年4月以来升至2%以上。

2023年，以美元折算的日本名义GDP规模时隔55年被德国反超，日本由世界第三大经济体跌落为世界第四大经济体。

2023年，日本经济呈现良好复苏态势，名义GDP为4.2106万亿美元，同比增长5.7%。内需整体呈现回升态势，个人消费出现增长，企业利润有所改善，就业情况与居民收入逐步改善。，日本经济运行主要体现以下特征。一是通胀率始终维持在目标水平以上。2023年以来，日本的通胀率一直维持在3%左右，居民最低工资也逐步上调，这标志着未来日本有望从成本推动型通胀转换为工资和物价同步上涨的需求驱动型通胀。二是受益于日元的贬值，日本出口持续增长，国际收支显著改善。三是企业盈利持续改善。2023年，日本所有企业利润连续两个季度持续回升。就制造业而言，由于供给侧制约因素逐步消退，汽车生产复苏推动企业利润增长。四是日本资产吸引力上升，外资情绪高涨。2021年，日本FDI流入增长近2倍，此后FDI流入维持高增趋势。其中，金融保险、电气机械和运输设备行业吸引外资占比最高。五是资本市场重现繁荣景象。2023年日经指数上涨约28%，在主要股指中涨幅仅次于纳斯达克股票交易所。2024年，日经指数已超过30多年来最高值38915点，且与当时相比，日股的估值水平更为合理、盈利能力更为出色且拥有更好的企业治理。

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预测，2025年日本实际GDP增速将反弹至1.5%，经济有望在2026年恢复到潜在水平。

主要产业

第一产业

农业

2023年日本农业GDP从2022年的5312.10日元十亿增至5369.50日元十亿。日本农业GDP自1994年至2023年平均为6372.15日元十亿，2000年达到历史最高值8015.90日元十亿，2018年创下4808.90日元十亿的历史最低值。

日本农林水产省2024年公布的2023年版《农业白皮书》显示，2022年日本农业总产值同比增加1.8%至90015亿日元。20世纪90年代的总产值在10万亿日元左右，而2024年以来一直在9万亿日元前后徘徊。

各门类的产值如下图所示。畜产居首，产值为3.5万亿日元（38.5%），其次是蔬菜（2.2万亿日元，24.8%）、大米（1.4万亿日元，15.5%）和水果（0.9万亿日元，10.3%）。大米产值同比增加了1.8%，这是由于大米不再作为主食作物，导致了民间库存量减少，从而促使了交易价格的回升。

从日本各都道府县的农业产值来看，第一位是北海道（12919亿日元），第二位是鹿儿岛县（5114亿日元），第三位是茨城县（4409亿日元），第四位是千叶县（3676亿日元），第五位是熊本县（3512亿日元）。

另一方面，在日元持续贬值的背景下，近年来农产品进口额出现激增。2023年实际进口额为90536亿日元，同比减少2.0%，但超过了农产品的国内总产值。相较2020年的进口额62129亿日元，短短3年间增长了40%以上。

日本农产品进口的主要来源国依次是美国、中国内地、澳大利亚、巴西、泰国和加拿大，这6个国家占到了进口总额的60%。尤其是小麦，99.8%依赖于美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三国。

2023年日本主食用米产量为661万吨，同比减少1.4%。2022年的需求量为691.1万吨，10年间减少了10%以上。因此，农户近年来一直在加大改种米粉用米和饲料用米的力度。

《农业白皮书》显示，2023年日本以农业为主要工作的“骨干农民”共有116.4万人，在最近20年间减少了一半。他们的平均年龄为68.7岁，49岁以下从业者仅占大约10%（13.3万人），老龄化问题持续加剧。

2022年，日本国土面积37.8万平方公里，人口1.25亿人，农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为1%，第一产业就业人口占总就业人口比重为3.2%。根据日本农林水产省数据，日本农业呈现以下特征：一是粮食安全保障压力大。2023年，日本耕地面积429.7万公顷，占国土面积11.5%，人均耕地面积0.52亩，粮食稳定供应压力较大。二是农业生产者兼业化、老龄化加剧。2020年，日本兼业经营体占比64.0%，65岁以上骨干农户占比69.6%，与2015年相比分别增加5.1、4.7个百分点。三是农业经营规模逐步扩大。2020年，平均每个农业经营体的经营耕地面积为3.1公顷，与2015年相比增长20.4%。四是专业化、科技化、组织化经营加快推进。例如2020年，日本单一经营体（主导农产品销售额占比超80%）、准单一复合经营体（主导农产品销售额占60～80%）、复合经营体（主导农产品销售额占比不足60%）分别占81.7%、13.0%、5.4%。五是六次产业（第一产业+第二产业+第三产业）进入成熟发展期。2021年，日本农业生产相关事业的年总销售额为2.7万亿日元，同比增长1.7%。

渔业

日本渔业由远洋渔业、近海渔业、沿岸渔业和养殖业组成，渔业生产中海洋捕捞占的比重较大。2015年渔业生产量约470万吨，其中海洋捕捞量约360万吨，海水养殖量约110万吨。2018年，日本水产品总产量约377.4万吨，居世界第10位；其中水产养殖产量约64.3万吨，居世界11位。主要渔获种类有北方蓝鳍金枪鱼类、三文鱼类、鱼类、沙丁鱼、竹笑鱼、秋刀鱼、日本鲭、鱿鱼、鲆鲽类等。主要养殖对象有海藻、鱼类、鲆鲽类、鲷鱼、鳗鲡、牡蛎科和扇贝等。

日本渔业历史悠久。20世纪初以西底拖网渔业就已经到达中国东海和黄海作业。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的渔业发展迅速，1960年渔业生产量超过600万吨，1973年超过1000万吨，并于1984年达1280万吨的历史纪录。其后，随着远洋渔业的衰退及沙丁鱼资源的崩溃，日本的渔业生产量从20世纪80年代末急剧减少，2000年减少到630万吨；2000年以后，日本渔业生产依然呈现下降趋势；2015年的产量为470万吨，仅是1984年的36%。80年代渔业生产量世界第一的日本，已被中国、欧盟诸国、美国、俄罗斯、印度尼西亚、印度及越南等国家或地区所超越。日本渔业的生产值也从1982年的29772亿日元，下降到2015年的15916亿日元。渔业从业人口也一直在减少，从1993年的32万人减少到2016年的16万人，而且渔业从业人员的老龄化严重，截至2016年，55岁以上的从业人员的比率高达60%。

日本远洋渔业的盛衰可以说是日本渔业的一个缩影。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的远洋渔业高速发展。1973年生产量近400万吨，从中国东海到南冰洋，从白令海到非洲，世界各大洋都留下了日本远洋船团的踪迹。而随着燃油价格的高涨和200海里专属经济区制度的施行，日本远洋渔业开始走下坡路，2015年的产量为36万吨，仅是高峰年的8%。以黄线狭鳕为主要渔获对象的北太平洋底拖网渔业和在中国东海、黄海作业的以西底拖网渔业相继衰败，现仅存续以北方蓝鳍金枪鱼类为捕捞对象的远洋围网和延绳钓渔业，但作业空间和捕捞限额都在金枪鱼类国际管理机构的严格管控之下，前景依然严峻。

鱼是日本人饮食生活中不可缺少的食品。日本人每人每天的水产品消费量约168克，占日本人均动物蛋白摄取量的40%以上，在世界各国中名列前茅。但日本水产品的自给率在1964年达113%后一直减少，2015年只有59%。为满足国内的需求，很多水产品依赖于进口，2015年日本的水产品贸易逆差为151亿美元。

日本渔业的产量、产值、就业人口及自给率等各项指标都趋于下降，反映了日本渔业所存在的深刻问题和面临的潜在危机。在对渔业资源竞争和对高品质水产品需求越来越激烈的国际背景下，日本渔业的重要性及如何通过改革获得再生得到了新的认识，日本各界振兴渔业的呼声也越来越大。在200海里时代，各国对近海渔业资源的管理和利用是关键，日本近海沙丁鱼、鳀科、日本鲭等小型中上层鱼类资源量巨大，但这些渔业资源易受环境的影响。日本对近海主要鱼种实施限额捕捞管理（TAC)，根据2016年的资源评估结果，主要鱼种60%~70%的资源状态处于中位或高位，尤其是繸鳞小沙丁鱼和鲐鱼资源已出现恢复态势。

日本政府2024年6月发布的2023年度版《水产白皮书》，其中数据显示，2022年日本渔业从业人数持续减少，养殖业产量下滑。数据显示，2022年日本渔业从业人数降至12万人，而2008年约22万人。此外，因秋刀鱼和枪乌贼遭遇渔荒，2022年日本渔业与养殖业的产量较上年减少24万吨，为392万吨。白皮书表示，持续下滑的数据表明，“支撑地区经济的渔村活力下降”。白皮书介绍，日本2022年度食用海鲜的人均年消费量从2001年度巅峰时期的40.2公斤降至22公斤。日本消费者不购买海鲜的理由主要包括“家人要吃肉类”“烹饪麻烦”等。

林业

日本林业资源丰富，森林面积约为3.75亿亩，占国土面积的三分之二，其中约40%为人工林。森林所有权分为私有林、公有林和国家森林三类，占比分别为57%、12%和31%。得益于人工林的持续发展，森林蓄积量稳步增长，截至2022年3月底已达到约56亿立方米。

2022年，日本林业总产值为5807亿日元，其中木材产值占比约60%，达3605亿日元。同年国内木材供应总量为3462万立方米，其中锯木、胶合板和木片用原木占比65.5%，达2208万立方米。从树种结构来看，杉木王（日本雪松）占比最高，达59.9%，其次是日本扁柏（日本柏树）占13.5%，日本落叶松占8.7%，硬木类占7.7%。

在日本林业现代化进程中，高性能林业机械设备的规模与配置水平是衡量行业机械化发展程度的重要指标。截至2023年，日本高性能林业机械设备保有量已达15066台，是2013年2.4倍。从设备构成来看，专用集材设备数量最多，达4781台；其次是打枝、截断与集材一体化作业设备，数量为2,308台；具备伐倒、打枝、截断、集材全流程作业能力的多功能设备也达到2174台。

日本高性能林业机械设备的持续投入使用，显著提升了林业生产效率，有效降低了人力成本，为日本林业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坚实的技术支撑和物质保障。

第二产业

制造业

日本工业高度发达，为国民经济的主要支柱。主要部门有机械制造业、建筑业、化学工业等，粗钢、汽车、船舶、彩电、录像机、电能等产品产量均居世界前列。太平洋工业地带集中了全国工业产值的3/4，特别是三湾（东京湾、伊势湾、大阪湾）一海（濑户内海）地区集中了全国钢铁生产能力的88%、石油精炼的84%和石油化工的94%。日本工业原材料主要依靠进口，因国内市场狭小，工业产品主要销向国际市场。2025年10月，日本工业产值同比增长1.50％。日本工业生产自1954年至2025年平均增长4.42％，1960年2月达到30％的历史最高点，2009年2月达到-37.20％的历史最低点。

日本大型制造企业的商业调查指数（BSI）在2025年第三季度意外上升至3.8％，而上一季度为-4.8％，为自2024年第一季度以来的最低水平。这一结果轻松超过市场预期的下降至3.3％，标志着自2024年第四季度以来的最高水平，也是连续三个季度首次回到正值领域。这一改善反映了出口的急剧反弹，因为企业在新实施的15％全面关税之前向美国提前装运货物。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签署了一项行政命令，与日本达成贸易协议，对包括汽车在内的大多数日本商品征收15％的基准关税。BSI基于对日本大型制造商的调查，是对这个严重依赖工业产出的国家经济健康状况的关键衡量指标。制造商对未来几个月持乐观态度，预计第四季度进一步上升至3.9％，随后在2026年第一季度略微下降至3.3％。

2023年日本制造业GDP从2022年的120606.60日元十亿增至121800.40日元十亿。日本制造业GDP自1994年至2023年平均为103155.96日元十亿，2023年达到121800.40日元十亿的历史最高点，1994年为84669.10日元十亿的历史最低点。

2024年，日本制造业占GDP约20%，是支撑日本经济的核心产业，2024年制造业营业利润由上年的17.9万亿元增加到约21.2万亿日元。比较2023财年和2024财年的制造业影响因素变动情况，依旧是原材料/资源价格上涨和能源价格持续上涨，2024年劳动力短缺也成上升因素。

2023年，日本在半导体设备上占30%左右份额，而在半导体材料上，则处于垄断地位，占60%左右的份额。在19种关键的半导体材料，日本垄断了其中的14种。

2025年，在全球领先的工业机器人排名前九大的制造商中，日本企业占据五个席位，包括爱普生(13%)、发那科(11%)、川崎重工业株式会社(8%)、安川(8%)和电装(4%)。日本数十年来对机器人研发的投入，以及其出口驱动型的制造业经济，巩固了其在该领域的领导地位。

在制造流程中，“CAD/CAM”“工业机器人”“编程/软件/信息系统”“自动控制技术”及“智能传感技术”的应用日益普及。其中，“工业机器人”“自动控制技术”和“智能传感技术”在员工301人以上的大型企业中应用率超六成，而在员工50人以下的中小微企业中的应用率仅约三成。

在碳纤维行业，日本的东丽、帝人等三家企业在航空航天级碳纤维市场占据主要地位，东丽T1100G级产品抗拉强度达7.02GPa，是波音787机身的核心材料。日本企业在碳纤维原丝（PAN基为主）制备技术上占据绝对优势，纯度、稳定性、一致性全球领先。东丽的T1100G（拉伸强度7.0GPa）、M40X（高模量）等产品垄断航空航天等高端市场。日本企业在预浸料、编织工艺（如三维立体编织）和表面处理技术上积累深厚，适配复杂应用场景（如火箭发动机壳体）。日本企业主攻航空航天、高端工业（风力发电叶片、压力容器）等附加值高的领域，全球市场份额占比超50%（高端市场占比超70%）。与波音公司、空中客车公司等巨头长期合作，形成技术壁垒和供应链绑定。

汽车工业是日本的支柱产业和最大的出口产业。生产汽车的著名企业有丰田汽车、日产汽车、东洋工业、三菱集团汽车等。其中丰田汽车是日本最大的汽车制造厂，销售额近5年平均增长22%。

日本汽车生产量从2025年7月的631759辆下降至8月的463991辆。日本汽车生产自1980年至2025年平均为675,122.47辆，2006年3月达到历史最高值961,994辆，2011年4月达到历史最低值249,772辆。

2024年，日本丰田汽车成为唯一一家年销量破千万辆的车企，该公司以1080万辆的销量拿下了2024年全球车企销量冠军。丰田汽车连续5年位居榜首。

日本水泥生产量从2025年8月的3609千吨增加到9月的3646千吨。日本水泥生产自1985年至2025年平均为5944.57千吨，1997年3月达到9368千吨的历史最高点，2025年2月达到3270千吨的历史最低点。

2025年10月，日本机床订单同比增长16.8%，达到1,430.84亿日元，超过市场预期的9.9%增长，并较上月上调后的11%增长加快。这是自3月以来订单达到的最高水平，受到20.7%的外国需求激增的推动，达到了1,075.22亿日元。此外，国内订单同比增长6.3%，达到355.62亿日元。机床总订单同比增长7%，达到13,082.99亿日元，其中外国和国内需求分别增长9.8%和0.4%。

矿业

日本的矿产资源贫乏，虽然其矿产资源种类较齐全，但蕴藏量都很小，因而有人称之为“金属资源标本国”。其主要原因是日本的地面将近2/3为新生界及新期火成岩之喷出岩，地质构造运动激烈且断层多，导致矿床小、矿层薄、矿石杂质含量高。在日本的矿藏中，煤、碳酸钙、硫以及铜、铋等的蕴藏量相对较大。煤主要分布在北海道和九州。日本煤炭蕴藏量约为86亿吨，已探明的可开采储量仅为10亿吨，这当中有2/3靠近海域，水份和瓦斯含量高，开采费用高。

许多重要矿产，日本均是世界第一或第二大的进口国，包括煤、液化天然气、石油、铁矿石、锰矿石、镍、铜、铅、锌、铬铁矿、贵金属、稀土、钛铁矿和金红石、钴、铝、镉、镓、锆、金刚石、萤石、钾盐、磷等。日本每年进口的矿产品占进口总量的40%-20%左右。日本的进口矿产资源主要来源国家和地区分别是澳大利亚、沙特阿拉伯、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卡塔尔和俄罗斯。

据日本物质材料研究机构公布的调查数据表明，日本的国内“城市矿山”中，各种金属的储藏量在世界上都属较高水平。比如，电子产品中，金的含量达到6800吨，银达到约6万吨，分别占世界储量的16%和22%。而铟这种稀有金属的“储量”达到1700吨，是世界储量的61%。

日本跨国矿业公司多采用“参股不控股”“以协作求发展”的方式参与全球矿产资源争夺，通过与国际投资机构、跨国矿业公司及资源国公司合作，在矿产资源全球配置中占据有利位置。

日本主要矿业公司三井物产拥有巴西ValeparS.A.公司（淡水河谷公司母公司）18.24%的股权，属于幕后决策者。而淡水河谷这座由巴西总统亲自任命总裁的超级企业，在三井物产的决策推动下，不断地吞并、垄断。CMM公司和淡水河谷合计拥有巴西22处铁矿中的18家开采权，可谓巴西铁矿两大巨头。三井物产首先从CMM创始人的孙子手中买进CMM公司60%股份，加上之前已经拥有的40%的股份，三井物产彻底并购CMM，随后，三井再将一半的CMM股份卖给淡水河谷，帮助后者成功控制CMM。在合作过程中，三井物产不仅向淡水河谷公司提供产品和技术，还积极给于后者以金融援助，帮助后者扩展业务范围。2001年，必和必拓在蒙古发现世界级超级铜矿，随后将许可证转让给加拿大的艾芬豪矿业公司，2005年，艾芬豪矿业与三井物产物产达成协议，三井提供运输、基建等，共同开发，2006年，力拓集团收购加拿大艾芬豪10%的股份。整个过程，三井物产与必和必拓、力拓虽未直接接触，却将自己成功绑定在一起。与矿业巨头的资源捆绑在铁矿领域更明显，在澳大利亚24个主要铁矿中，日本企业重点投资8家，参股16家，三井和力拓共同拥有西澳大利亚纽曼地区的两座矿山（西安吉拉斯矿山和罗布河矿山）；三井和必和必拓共同拥有MAC铁矿等5家矿山。智利科亚瓦西作为智利最大的三家私营铜矿之一，其股份由斯特拉塔持有44%股份，英美公司持有44%股份，三井物产持有12%股份，另外两家智利最大私营铜矿均有日本企业参股（三菱等日企）。2006年，三井物产拥有印度SesaGoa公司51%的股份。2007年，三井通过印度韦丹塔公司收购三井所持印度SesaGoa51%的股份，不再控股SesaGoa，“隐身”于印度韦丹塔公司，再透过印度韦丹塔公司收购澳大利亚最大的铜生产公司WMC铜资产、美国铜业公司Asarco、购入赞比亚铜业投资公司所持孔科拉铜矿28.4%股份等。2003年，三井物产投资190亿日元，持有中国鄂尔多斯市电力冶金公司的25%权益，主持鄂尔多斯煤炭、冶金、电力、黄河引水工程。鄂尔多斯电力冶金公司迅速成为拥有世界最大硅铁工厂的企业。每年生产硅铁55万吨和硅锰15万吨，覆盖日本总需求量。与矿业巨头开发蒙古铜矿，建设运输线路，与鄂尔多斯形成协同运作，三井物产通过对一个庞大工程的把握，将日本、蒙古、澳大利亚、中国，甚至俄罗斯的资源捆绑在一起。

电力

日本电力工业的主体是10家按地域划分的私营电力公司，即九大电力公司（北海道、东北地区、东京、中部、北陆、关西、中国、四国、九州）及冲绳电力公司，分地区垄断经营各公司的发电、输变电及配电等业务。而电源开发公司、原子能发电公司、34个县营公司和20个发电公司则作为趸售电力公司，将其所发电力出售给10家私营电力公司。

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日本经济持续低迷，电力工业增长同步放缓。为了打破垄断，引入竞争机制，降低电价，提高发展效率，1995年，日本开始第一次电力改革，主要措施是放宽发电市场准入，培育独立发电子商务，同时部分开放电力用户，独立发电商可以进入售电市场直接向用户售电。第二次电力改革开始于1999年，主要措施是进一步开放用户（2000千瓦及以上用户，约占总用户的30%），同时开放电网的输电业务，促使电力公司开始竞争。第三次电力改革开始于2004年，扩大销售环节的市场化（63%的用户参与市场），设立中立的电力协会和电力趸售交易所，保证输电网络的无歧视开放和公平使用，实行统一的输电收费制度。

2008年的日本第四次电力体制改革，进一步加强监管垄断环节，确保电力市场竞争的公正。同时经过成本效益分析，推迟了全面放开售电市场的时间。通过电力市场化改革，日本的电力工业结构发生了较大变化。在发电环节，独立发电企业、电力公司形成市场竞争；在输配电环节，仍由日本9大电力公司负责运行全国所有的输配电网，提供公平、公开的电网准入和过网输电服务；在售电环节，9大电力公司负责向各自区域内部50千瓦以下的用户供电，本地电力公司、其他地区电力公司、电力供应商均可对50千瓦以上的自由化用户供电，形成了零售竞争格局。

建筑业

1955年—1959年，日本建筑业GDP产出从0.38万亿日元增长到0.65万亿日元，年复合增长率为14.5%。战争中日本的工业基础设施受到严重破坏，大量城市建筑物也被摧毁，日本的建筑业面临着巨大的重建任务。在这一时期，建筑企业的工作主要集中在修复受破坏的建筑物和基础设施上。政府采取了一系列的重建计划和政策，鼓励建筑业的发展，并通过提供贷款和补贴等方式支持重建工作。此外，随着朝鲜战争的爆发，美国在日本建立军事根据地，带来了许多军工厂以及港口建设的订单。这些因素都为后续日本经济的腾飞过程中建筑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1960年—1975年，日本建筑业GDP产出从0.89万亿日元增长到14.32万亿日元，年复合增长率为20.32%。自1960年起，日本经济进入了快速增长期，建筑业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日本全国各地大兴土木，建设一批基础设施。日本政府为东京奥运会的总投资达到1万亿日元，其中90%的投资集中于基础设施建设。1964年10月1日，世界第一条投入商业营运的高铁线路东海道新干线通车，成为这一时期日本基建繁荣的注脚。日本政府趁此契机带动了房地产、建筑业、通信业等快速发展。1972年，田中角荣内阁发表《日本列岛改造论》，开始实施日本列岛改造政策，意图兴建“新25万人城市”，配置大规模工业地区，进一步通过实施大规模基建拉动经济增长。

1976年—1990年，日本建筑业GDP产出从15.18万亿日元增长到43.44万亿日元，年复合增长率为7.26%。1985年，日本签署了广场协议，广场协议后，美元兑日元的汇率大幅贬值，从广场会议前一天的1美元兑238日元下滑到1986年7月的1美元兑154日元，这对日本的出口行业带来了巨大的冲击，从而导致了短暂的“日元升值萧条”。但从1986年开始，日本政府以日元升值为契机，引导经济增长结构由外需主导型向内需主导型转变。为此，日本政府在财政货币政策方面加大了对经济的干预力度，扩大了公共投资和公共项目预算，这些措施作为扩大内需的先导，有力促进了经济增长结构的转变。日元升值带来的财富效应和宽松的财政货币政策，在日本国内造成了设备投资、房地产价格和股票价格的过度膨胀，“泡沫经济”开始出现。

1991年—2010年，日本建筑业GDP产出从44.96万亿日元下降到26.20万亿日元，年复合增长率为-3.32%。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日本的人口红利出现了拐点，日本适龄购房人群开始大幅减少，日本政府意识到房地产危机的即将到来，主动挑破泡沫，将利率从2.5%提升至6%，控制货币供给，减少房贷提供，上调土地税，房地产泡沫破裂。与此同时，在1991年—1996年期间，政府依旧投资基础建设，建设投资一直稳定在800万亿日元左右。因为有基础建设的托底，虽然房地产泡沫破裂但依旧没有很大影响到建筑业，建筑企业数量继续上升，建筑工人数量在1996年达到历史最高的692万人。1996年之后，随着基建投资的减少，建筑工人数量也开始减少。1999年起至2009年，日本建筑企业数量开始下降，年均破产建筑企业超过3000家，日本建筑行业进入谷底。

2011年后，因震后重建的复兴工程和2020年东京奥运会的举办需要对基础设施再升级，建筑投资开始有所回升。疫情逐渐缓和后，日本建筑业复苏加速。据日本建筑业联合会统计，2022财年（2022年4月1日—2023年4月1日）日本国内建设订单总额同比大增8.4%，达到16.2609万亿日元，创出过去20年来的新高。这一数据是日本建筑业联合会对在2022财年接到建设订单的93家会员企业的统计结果。2022财年，来自日本民间的建设订单额增长6.8%，达到11.8593万亿日元。其中来自制造业的订单增长41.6%，达到3.0575万亿日元，拉动整体增长。来自日本政府机构的订单额也增加11.5%，达到4.3234万亿日元。例如，由于日本各高速公路公司推进的“高速公路更新项目”，建成超半个世纪的老化高速公路的修缮和更新工程订单就有多个。

2023年度日本建设投资额达到约70.32万亿日元，同比增长2.2%；其中，政府投资和民间投资分别为25.34万亿日元/44.98万亿日元，各自约占总投资的36%/64%，分别较上年同期增长4.5%/1.0%。

第三产业

2023年日本服务业GDP从2022年的19906.10亿日元增长至19914.40亿日元。日本的服务业GDP自1994年至2023年平均为24613.46亿日元，2000年达到最高值27926.40亿日元，2020年达到最低值19562.80亿日元。

批发贸易是最重要的部门，占第三产业活动的15％，其次是医疗保健和福利以及生活和娱乐相关服务（各占12％），信息和通信（11％），零售贸易和运输邮政活动（各占10％），金融和保险（9％），房地产（8％），商务服务（7％），以及电力、燃气、热力供应和水和货物租赁（各占3％）。

运输业

2023年日本交通运输业GDP从2022年的2368070亿日元增至2579700亿日元。日本交通运输业的国内生产总值(GDP)自1994年至2023年平均为249251.5亿日元，2017年达到292868亿日元的历史最高点，2008年达到204035亿日元的历史最低点。

动漫产业

根据日本东京动漫展览会协会发布的《2024动漫产业报告》，2023年日本动漫市场规模达到了3.3万亿日元（约合1570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4.3%，创下历史新高。其中周边销售的市场规模为7008亿日元，同比增长4.71%。

日本动漫IP（知识产权）的商业化路径通常包括内容创作、IP授权、产品生产、销售渠道和消费者市场几个关键环节。首先，动画制作公司负责内容创作，这些作品在电视台、流媒体平台同步播出，积累粉丝基础后，IP进入商品化阶段。动画公司通常与日本大型玩具厂商签订授权协议，厂商获得角色形象的商品化授权后才能进入生产阶段，最终通过线上线下多个渠道进入市场。日本国内的零售商如Animate、秋叶原专卖店，以及跨境电商平台共同构成了庞大的日本动漫周边销售网络。

在全球范围内，日本动漫IP的周边市场增长迅速，尤其在北美、欧洲和东南亚等地。日本电子商务公司Buyee调查报告显示，全球范围内最受欢迎的动漫周边是手办，购买者中有70%为男性，单价5000日元以上的商品最畅销。从整体看，33%的海外消费者更倾向于购买动漫T恤等服饰类商品，18%的消费者更关注家居用品。这一趋势表明，日本动漫市场正逐步从传统的核心粉丝经济扩展至更广泛的普通消费者群体。

针对不同的消费群体，日本动漫周边市场采取了差异化的市场策略。对于核心粉丝群体，主要推出高端限量版商品。同时，市场也没有忽视普通消费者的需求，动漫主题的家居用品、手机壳等需求旺盛，儿童文具、玩具在全球范围内也有广泛市场。

日本动漫IP的周边市场已经形成了一条成熟的商业链，并且在不断向全球拓展。不少日本动漫作品会在Netflix等全球流媒体平台上播出，加上社交媒体的话题效应，海外消费者可以在第一时间接触到日本动漫，并同步产生周边消费需求。数据显示，跨境电商平台上的动漫周边销售高峰，通常发生在动漫新剧开播的当月和海外上映的同期。此外，线下展会、粉丝见面会等活动，也能够吸引全球动漫迷前来购买限定商品。

2023年，以终端用户消费金额计算的日本东京动漫展览会市场规模（产业·广义）同比增长14.30%，至3兆3465亿日元，网络发行和海外市场对增长贡献明显。此外，海外市场大幅增长18.11%至1兆7222亿日元，规模和增速均再度反超日本国内。

2023年，日本动画在日本国内市场规模达到1兆6243亿日元：其中电视动画、动画电影、流媒体和碟片共同构成影像流通市场，规模约4517亿日元；角色商品、音乐、游艺和线下演出共同构成衍生市场，规模约1兆1726亿日元。

对外贸易

日本的贸易逆差从2025年10月的2318亿日元大幅减少至去年同月的4999亿日元，表现优于市场预期的2800亿日元逆差。出口同比增长3.6%，达到9766.3亿日元的七个月高点，连续第二个月增长，并超过了1.1%的增长预期，尽管增速较9月的4.2%增长有所放缓。日元贬值提振了海外出货价值，部分抵消了美国关税带来的冲击。与此同时，进口增长0.7%，达到9981.1亿日元的九个月高点，表明连续第二个月增长，违背了0.7%下降的预期。增长反映了冬季前的提前采购，特别是能源和原材料。

2022年以来，日本的贸易差额波动较大，部分原因是由于生产中断和其他与正冠状病毒亚科大流行相关的问题。2022年，该国连续几个月出现贸易逆差，因为进口增长超过出口。一方面，日元疲软有助于推动出口创下历史新高，但另一方面，这也使得进口产品的成本，尤其是食品和能源商品，变得非常昂贵。与澳大利亚、中国内地和黎巴嫩之间报告的贸易逆差最大，而与美国、香港特别行政区、韩国和新加坡之间报告的贸易顺差最大。

日本的出口在2025年10月上升至9,766.3亿日元，高于上个月的9,413.7亿日元和一年前的9,425.6亿日元，创下七个月来的最高水平。这一增长是在与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达成9月贸易协议后出现的，该协议将几乎所有日本进口商品的关税降至15%，而此前汽车关税高达27.5%，其他商品威胁性关税为25%。然而，分析师预计，随着汽车制造商开始将关税成本转嫁给消费者，美国出口货物仍将保持低迷，尽管最初通过降价抵消了这些成本。自1960年以来，高科技产品出口一直是日本经济增长的引擎。出口占国内生产总值的约19％。主要出口产品包括：运输设备（总出口额的24％），其中汽车占16％；机械设备（20％），主要是发电机械和半导体设备；电气机械（17％），如半导体、集成电路和电器设备；化学品（11％），主要是塑料材料和有机化学品；以及制成品（11％），如铁和钢制品、有色金属和金属制品。日本的主要出口伙伴是美国（20％）、中国内地（19％）、欧盟（12％），特别是德国（3％）、韩国（7％）、台湾（6％）、香港特别行政区（5％）和泰国（4％）。

日本的进口在2025年10月同比增长0.7%，达到了9,998.1亿日元的九个月最高水平，超过了市场预期的0.7%下降，标志着连续第二个月增长，反映出冬季前提前采购。然而，最新增长比9月的3%增长要弱，因为成本压力仍然存在，企业在年底采购时变得更加谨慎。进口从中国内地增长（0.8%），从美国增长（20.9%），从中国香港增长（10.8%），从中国台湾增长（9.5%），从东盟国家增长（2.5%），但从欧盟下降（-9.0%），从俄罗斯下降（-2.1%），从澳大利亚下降（-7.4%），从中东下降（-6.3%）。尽管日本与美国在9月达成贸易协议，但日本企业仍面临15%的关税，可能对工资和信心产生连锁影响。为减轻家庭负担，东京正在准备一项21.3万亿日元的刺激计划，这是自大流行病以来最大的一项计划，其中包括将于2026年1月开始实施的新冬季能源账单补贴。

日本的主要进口商品是矿燃料（总进口额的22％），其中石油占10％，液化天然气占6％；电气机械（15％），主要是电话、电报和半导体；化学品（10％），主要是医疗产品和有机化学品；机械设备（10％），特别是计算机和机组；食品（9％），如鱼及鱼制品、肉及肉制品；制成品（9％），主要是有色金属；原材料（6％），主要是有色金属矿石和铁矿石及其浓缩物。日本的主要进口伙伴是中国内地（23％）、欧盟（12％），尤其是德国（3％）、美国（11％）、澳大利亚（6％）、韩国（4％）、沙特阿拉伯（4％）、台湾（4％）、阿拉伯联合酋长国（4％）和泰国（4％）。

日本在2021年是世界第四大出口国和进口国。2020年其出口额占其国内生产总值的15.6%。截至2019年，日本的主要出口市场是美国（19.8%)和中国内地(19.1%)，主要出口产品是汽车、钢铁产品、半导体和汽车零部件等。截至2019年，日本的主要进口市场是中国内地（23.5%）、美国（11%）和澳大利亚（6.3%）；主要进口产品是机械设备、化石燃料、食品、化学品和工业原材料等。

2023年，日本汽车出口量达到442万辆，较2022年同比增长16%，但仍低于新冠疫情前2019年的481万辆，并且首次被中国（491万辆）赶超，位于世界第二大汽车出口国。

消费电子

日本的消费电子行业曾经被认为是世界上最强的，但随着韩国和中国等国家的竞争加剧，日本消费电子行业正处于衰退状态。然而，消费电子行业在日本仍然是一个主要产业。2014年，日本消费电子游戏市场总收入为96亿美元，其中58亿美元来自手机游戏。到2015年，日本已成为全球第四大PC游戏市场，仅次于中国、美国和韩国。

旅游

日本的游客抵达人数从2025年9月的3266800人增加到10月的3896300人。日本的游客到达人数自1991年至2025年平均为922,935.78人，2025年4月达到历史最高值3,908,900人，2020年5月达到历史最低值1,700人。

日本的旅游收入从2025年8月的38640705日元下降到2025年9月的31965301日元。日本旅游收入自1985年至2025年平均为6,284,168.54日元，2025年8月达到历史最高值38,640,705日元，2020年5月创下最低记录39,000日元。

2023年，访日游客消费总额为5.3万亿日元，与2019年相比增加9.9%，在实际GDP中所占比重接近1%；平均每人旅游支出为21.2万日元，与2019年相比增长33.8%，入境游客消费带动服务贸易出口增加。

2019年，日本吸引了3190万国际游客，2019年入境旅游排名世界第11位。《2021年旅行和旅游竞争力报告》将日本列为世界117个国家中的第一名。2019年日本国际旅游收入高达461亿美元。

日本作为整个亚洲地区较早开展消费金融的国家，其消费金融行业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开始快速发展。日本消费金融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起步，消费金融行业集中度很高，属于垄断性很强的行业。20世纪50年代中期后，日本经济开始持续增长，非银行消费信贷业务在大阪开始兴起，起初的贷款对象多为一些手工作坊的老板，其资金需求的特点是金额小、周转快。日本小区模式的出现也聚集了大量的上班族，其逐渐成为消费信贷的最大客户群体。

为整顿市场，保护消费者权益，1983年日本发布了贷金业自律行政命令并颁布《贷金业法》，开始对贷金业者实行注册登记制度。从此“贷金业”规范成为不吸收存款而向消费者和中小企业提供融资的行业，标志着贷金业被政府纳入了正规金融体系。由于90年代日本经济泡沫的破灭，银行已没有足够的资金和能力进入消费信贷市场，非银行消费金融贷款公司扮演了市场的主要角色。2000年后开始，鉴于“消金三恶”所产生的严重社会问题，日本民众对贷金业产生反感情绪，日本的消费金融正式进入了“监管强化期”。

为了加强惩治力度，2006年，日本政府开始分四个阶段对《贷金业法》进行修订并逐步实施，《利息限制法》对日本消费金融行业的打击尤为致命。日本最高法院规定，所有超过《利息限制法》上限的利息均为无效，且贷款额不得超过借贷者年收入的1/3，之前多出的利息部分，要全部退还给借贷者。法令从2010年6月18日起全面实施。仅2006年至2010年，借款人已通过诉讼，追讨超过4.4万亿日元“超征利息”(约合人民币2724亿元)。

截至2024年，日本的消费金融领域有四大巨头：三井住友财团旗下子公司Promise，三菱集团财团旗下子公司Acom、Atful，及三井住友银行旗下2000年成立且发展迅速的消费金融公司Mobit。主要的产品都是不限用途、随借随还的现金贷。

日本银行也在积极推动消费金融业务，现金贷则成了主力，在过去五年间涨幅高达七成，2016年末的总量高达5兆6000亿日元。现在，银行除了普遍为借款人提供超过年收入1/3的消费贷款，更令人震惊的是，银行贷款利率设计是借款额度越高，利率越低，如三井住友银行100万日元以下的消费贷款利率为12%～14.5%，借款100万到200万日元，利率10%～12%，从而造成借款人向银行过度借款。据统计，有96.4%的80家银行为贷款额超过1/3年收入的人提供贷款，22.9%的19家银行为超过年收入的消费者贷款。银行消费贷款余额2013年3月为3兆5442亿日元，3年后的2016年3月迅速提高到5兆1227亿日元。

六大财团

三菱、三井物产、住友、富士、三和、第一劝银是日本著名的六大财团。前三者是直接继承第二次世界大战前财阀谱系的集团，在上世纪50年代前后形成，为解体后重组，具备一定的根基；后三者是在60、70年代战后日本经济发展过程中以主办银行为中心形成的。70年代到90年代，六大财团进行金融整合，最终形成如今的三菱日联金融集团、三井住友金融集团和瑞穗金融集团。这三大金融集团是为对抗外部经济势力而由“官民一体”整合而成，它们为综合商社的国际化提供了坚实的金融基础。

二战后重新聚集起来的日本财团不同于原先的财阀。一方面，在原来的家族成员被赶走之后，经营企业的都是职业经理人；另一方面，为适应美国出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日本财团由原来的一家公司直接控股转为多家公司联合持股。日本财团发展到这一阶段，已由原来的金字塔持股形式，转变成网状球体持股结构。

日本财团的产权构成方式是交叉持股，也就是环形持股方式。相对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前财阀的金字塔型组织结构，这是一种网状球型结构，信息传递交流速度更快，更适合市场环境。日本的六大财团，每个财团都掌控着数十家大型企业。财团运行实行的是类似立体作战的形式：金融如空军，商业如海军，产业如陆军，空、海军为产业（陆军）发展护航。就是凭借这套“产商融”结合体制，日本在战后与美国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经济对抗。日本财团通过成员企业间的交叉持股、共同投资等手段，形成命运共同体和利益共同体。它十分强调“和”与“团结”，虽以国际通用、标准化形式出现，但带有明显的东方儒家文化的烙印。

这些财团实力惊人，控制着全日本60％的总资产、55％的总资本、60％的销售渠道和20％的就业人员。

概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