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远帖》是东晋书法家王珣所书写的一封信札,纸本,行书,5行共47字,纵25.1厘米,横17.2厘米,现收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
《伯远帖》是作者给亲友伯远书写的一通信札,表达了王珣对亲友病况的担忧以及天各一方的惆怅。该帖用笔精熟,疏朗飘逸。起笔多顺露直入,行笔中端多按笔,收笔则提按结合,转折处大多方正刚劲,停顿自然。笔画中还较多地保存了楷书笔意和隶书韵味。结字扁方为主,纵扁、大小、正斜相兼,在依其本字之形的基础上,随情随势而极尽变化之能事。或纵或扁,或正或斜,或密或疏,或收或放,形成不同的姿态。章法布局灵动,一扫均匀板滞的习气。字形态势,顺其自然,而又通篇和谐,浑然一体,有如天成。每行字距有远有近,有疏有密,每个字都有动态表情,或顾盼、或俯仰,整体章法是“字里金生,行间玉润”。
《伯远帖》原藏北宋内府,录于《宣和书谱》,后流入民间。明、清两代由董其昌、吴新宇、安歧等递藏。该帖自乾隆十一年(1746年)进入内府,经乾隆品题,与王羲之《快雪时晴帖》、王献之《中秋帖》并藏在养心殿西暖阁内的尽间,乾隆御书匾额“三希堂”。1911年至1924年,《伯远帖》《中秋帖》曾藏在敬懿皇贵妃所居的寿康宫,1924年溥仪出宫之时,懿皇贵妃将这两件名帖偷偷携带出宫,后流散在外,几经辗转后为收藏家郭葆昌所得。1950年周恩来总理指示将《伯远帖》《中秋帖》购回,交故宫博物院收藏。曾经公开展览,并已影印出版。
《伯远帖》是现今学术界公认唯一传世的晋朝名家法书真迹,与《快雪时晴帖》《中秋帖》并称为“中华十大传世名帖”之首的“三希帖”, 亦被列为“天下十大行书”的第四位。2015年9月,在北京故宫博物院为建院90周年推出“《石渠宝笈》特展”上,《伯远帖》为重要展品之一。2025年9月30日,在百年守护——从紫禁城到故宫博物院”展览上,《伯远帖》为重要展品之一。
创作背景
中国书法到东晋时代,因特定的时代背景和复杂的历史原因给其发展带来便利。在各种艺术门类中,书法方面取得的成就可谓列于前茅。书体流变已完全成熟,书法发展进入自觉阶段,书法创作和理论研究成果丰硕,时代书风、书家群体各呈风采,这是书法史的第一个辉煌时期。在当时百花争妍、五彩斑斓的书法盛世,以琅琊王氏家族为首的书法成就又可谓其顶峰的代表。然而因种种原因,王氏真迹未能流传下来,最为可信的只有王珣的《伯远帖》了。因此《伯远帖》常被后世看作通向永远动人心脾的“神韵萧散”晋代书风的不可多得之至径。
王珣出身于东晋王氏豪族,是东晋政治家、书法家王导之孙,王洽之子,王羲之之侄。王珣以才学文章深受司马曜司马曜器重,历任左仆射,加正虏将军,并领太子詹事,官至尚书令,加散骑常侍。后因病而卒,终年五十二岁,谥献穆。《宣和书谱》载:“珣三世以能书称,家范世学。珣之草圣亦有传焉。”他从小耳濡目染练习书法,深受王氏众人书法风格的影响并有自己的风格。东晋孝武帝在位期间(373-396年年),谢玄、谢安都是当时的权臣,王珣作为谢氏家族的女婿,颇受庇佑,仕途一帆风顺。但后来因两家不和,王谢二族交恶。王珣由于得到司马曜的宠爱,所以依然历任要职。一天,执掌朝政的谢安下令要把王珣调到江西南昌任豫章太守,实际上是想把他赶出首都,王珣坚持不去。因心中十分郁闷,就写信给当时任临海(今浙江台州)太守的堂兄王穆(字伯远),向他倾诉自己心中愤遗,这就是传承至今的《伯远帖》的由来。
作品内容
原文内容
珣顿首顿首,伯远胜业情期群从之宝。自以羸患,志在优游。始获此出意不克申。分别如昨永为畴古。远隔岭峤,不相瞻临。
《伯远帖》是作者给亲友伯远书写的一通信札,短短5行47个字,表达了王珣对亲友病况的担忧以及天各一方的惆怅。
题跋、钤印与绘画
卷首上方,为爱新觉罗·弘历收藏时所钤印章“内府图书”;下方,是乾隆皇帝所盖御用闲章“游六艺圃”。
卷前引首,有乾隆皇帝御书四个大字“江左风华”。御笔上方,有一乾隆印玺,“乾隆御笔”。江左风华”左侧,有乾隆皇帝御用闲章“观书为乐”印。
卷前,有乾隆皇帝御题:““唐人真迹已不可多得,况晋人耶!内府所藏右军快雪帖,大令中秋帖,皆希世之珍。今又得王珣此幅茧纸家风信堪并美!几余清赏亦临池一助也。御识。””旁边,钤盖乾隆御用印玺二方,“乾隆宸翰”“涵虚朗鉴”。
《伯远帖》前隔水,有乾隆御书:“家学世范,张旭有传,宣和书谱”12字。下面,有三方御用印玺,“乾隆宸翰”“几暇临池”“耽书是宿缘”。字上,有爱新觉罗·弘历晚年之时,经常御用之印,“五福五代堂古稀天子宝”。
随后,有乾隆御笔题识:“乾隆丙寅春月,获王珣此帖,遂与快雪中秋节二迹并藏养心殿温室中,颜曰:‘三希堂’,御笔又识”御题上,钤盖御用二玺,“乾”“隆”。
《伯远帖》后隔水,有明董其昌跋。后面,有乾隆皇帝御笔所绘枯枝文石。并且,有乾隆皇帝御笔题识:“王珣帖与其昌跋,皆可宝玩,即装池侧理,亦光润堪爱,漫制枯枝文石以配之。乾隆丙寅春正,长春书屋御识。”题识上,钤盖御用印玺一方,“几暇怡情”。后面,有御用印玺一方,“墨云”。
卷尾,有爱新觉罗·弘历敕董邦达绘图、董邦达跋记,以及沈德潜书“三希堂歌”。卷后,有童其昌、王肯堂题记。本幅前后,有古半印二,漫漶模糊,不可辨识。
清代之时,所钤宝玺,主要包括:“乾隆鉴赏”“乾隆御览之宝”“三希堂精鉴玺”“宜子孙”“养心殿鉴藏宝”“八征耄念之宝”“太上皇帝之宝”“御赏”“石渠宝笈”“内府书画之宝”“神怡性灵”“研露”等诸玺,以及“郭氏觯斋秘笈之印”“范阳郭氏珍藏书画”等。
艺术鉴赏
用笔
从用笔上看,《伯远帖》有三处颇可注意:一是中锋、侧锋交替运用,如一行“远”字,走之旁先用侧锋写出粗细对比强烈的弧线,再用中锋拖出平捺,既优美又平正;“袁”部的横、竖、撇、点则中锋、侧锋交替,有玉树临风之态。二是圆转、方折随宜施用,如“从”字右部,六折之间,笔画都呈优美弧形,共同造就一种俊雅的风貌。三是弱化起、收笔的动作,强化行笔的过程。这是此帖用笔最为显著的特色,也是魏晋笔法的典型代表。如“申”“别”二字之长竖、“不”字之上横,笔锋顺势入纸,自然带出笔肚的力量,再提笔出纸,将字的笔力分散扩展于线条的中段,似差翅亚目掠水般轻巧。
《伯远帖》用笔精熟,疏朗飘逸。起笔多顺露直入,行笔中端多按笔,收笔则提按结合,转折处大多方正刚劲,停顿自然。笔画中还较多地保存了楷书笔意和隶书韵味,显示出严谨与潇洒古淡共生之趣。特别是露锋起笔和一些转折之笔棱角分明。通篇行笔粗细方圆结合,自然流汤,气势连贯,牵丝映带清晰,俊丽秀雅。
王珣书写《伯远帖》时,所用的工具当为硬毫小笔。凡有书写经验的皆知,小笔蓄墨少,书写多字数时需要多次蘸墨。《伯远帖》中凡两次着墨的地方,黑色都明显地更浓黑一些,如第一行的“珣顿首”、第二行的“从”、第三行的“优游”“始获”第四行的“别”“如”“昨”“永”第五行的“远隔岭峤”。孙过庭《书谱序》云:“一字乃终篇之准”。《伯远帖》第一个字“珣”及稍后书写的“顿首”,这3个字与其它字相较,用笔明显粗重,字形也偏大,显得很有分量具有统领全篇的作用。把《伯远帖》中的书法与存世唐摹王羲之的书法相比较,从中可寻觅到王羲之书法的一些气息。此帖中的“从”“获”“别”等字用笔没有起笔收笔,也无牵丝引带,与存世唐摹王羲之早期书法《姨母帖》中的“遘”“摧”“剥”等字相比较,就有数笔较为接近。《伯远帖》中的“永”字,与王羲之《兰亭序》中的“永”字相类比,也写得更为潇洒。
结体
从结体上看,《伯远帖》最大的特色在于字内疏与密的交替变奏。或左密而右疏,如“珣”“期”“始”等字;或左疏而右密,如“顿”“获”“隔”等字;或中间密而四边疏,如“远”“宝”“意”等字;或部件密而组合疏,如“胜”“昨”“岭”等字;又有“群”“申”等字由主笔伸长造成的上下疏朗,“志”“永”等字由笔画分散造成的整字散开,等等。这种疏与密的变奏,在整体微向右上倾斜的字势中,形成一种错落的动感,如群鹤游天,又似静水当风,在动与静的和谐中,包藏着无尽的韵致。从字的大形上看,帖中字大多呈方形,透出一种稳重雍容的气质,偶有“群”“宝”等部件上下排布的字,呈长方形,带来一丝活泼的气息。
《伯远帖》结字扁方为主,纵扁、大小、正斜相兼,在依其本字之形的基础上,随情随势而极尽变化之能事。或纵或扁,或正或斜,或密或疏,或收或放,形成不同的姿态。如独体字与上下结构的字体态修长紧密,有清瘦之感;左右结构的字通过疏密的变化产生开张的扁横之势;部分字形,以倾斜取势,或左低右高,向右倾斜,或左展右收,重心偏左向左倾斜。帖中,还有部分字形,有意以倾斜取势,字的重心偏左,字体微向左派,显得十分险峻却又非常平衡稳定如“远”字,中心左倾,但实右下而虚左上,“辶”平捺左移且向上挑出,加上撇的支柱作用,使字形斜而还正生动多姿。“岭”字,上合下开,呈三角形态势,“令”和“页”彼此向对方倾斜,相互依附,得静中寓动之妙。其它如“游”等字,也都采用了稳中求险的结字处理方式。
章法
《伯远帖》章法布局灵动,一扫均匀板滞的习气。字形态势,顺其自然,而又通篇和谐,浑然一体,有如天成。每行字距有远有近,有疏有密,每个字都有动态表情,或顾盼、或俯仰,整体章法是“字里金生,行间玉润”。姜白石云:“魏晋书法之高,良由各尽之真态。”此帖除首行“顿首”二字上下连笔之外,其余字字独立,字形有大有小,疏密有致,每个字的结构安排很有特点,通过点画与点画之间的疏密、向背、主从、敛纵、虚实等多方面的辩证关系的处理,使字的体态神情变化多方,生动活泼,给人一种意气飞扬的感觉。
作品地位
《伯远帖》是现今学术界公认唯一传世的晋朝名家法书真迹,与《快雪时晴帖》《中秋帖》并称为“中华十大传世名帖”之首的“三希帖”, 亦被列为“天下十大行书”的第四位。
流传与著录
流传
《伯远帖》原藏北宋内府,录于《宣和书谱》,后流入民间。明、清两代由董其昌、吴新宇、安歧等递藏。该帖自乾隆十一年(1746年)进入内府,经乾隆品题,与王羲之《快雪时晴帖》、王献之《中秋帖》并藏在养心殿西暖阁内的尽间,乾隆御书匾额“三希堂”。乾隆十二年又精选内府所藏魏晋唐宋元明书家134家真迹,包括三希在内,摹勒上石,命名《《三希堂法帖》》。在西苑的北海建“阅古楼”,把上述刻石嵌在楼内墙上,拓本流传以示临池之模范。三希原件仍藏在养心殿三希堂。
1911年至1924年,《伯远帖》《中秋帖》曾藏在敬懿皇贵妃所居的寿康宫,1924年溥仪出宫之时,懿皇贵妃将这两件名帖偷偷携带出宫,后流散在外,几经辗转后为收藏家郭葆昌所得。郭葆昌去世后,两件名帖归他的儿子郭昭俊所有。1949年,郭昭俊携此二帖赴中国香港经商,由于经济困难,以此二帖质押,向银行贷款。按照惯例,如贷款到期,郭昭俊无力归还,此稀世珍宝将被银行拍卖。当时,许多外国商人蠢蠢欲动,觊觎珍宝,国宝面临着流失海外的风险。得知消息的周恩来总理明确指示,务必将国宝追回。最终,经多方交涉,国家毅然决定用50万港元重金购回两件珍贵的法帖,交故宫博物院收藏。曾经公开展览,并已影印出版。
著录
《宣和书谱》《画禅室随笔》《书画记》《平生壮观》《墨缘汇观》《式古堂书画汇考》《佩文斋书画谱》《石渠宝笈·初编》《古书画过眼录》等书著录。
后世影响
《伯远帖》是一件简札,是王珣怀着痛切心情与人倾诉所作,书写保持了书法家的自然、随意状态,它奠定了王珣在书法史上的地位,也树立了与众不同的风格,其书法艺术和文物历史价值难以估量。
重要展览
2015年9月,在北京故宫博物院为建院90周年推出“《石渠宝笈》特展”上,《伯远帖》为重要展品之一。
2025年9月30日,在百年守护——从紫禁城到故宫博物院”展览上,《伯远帖》为重要展品之一。
作品评价
王帖惟余伯远真,非摹是写最精神。临窗映日分明见,转折毫芒墨若新。(现代·书画家启功评)
《伯远帖》其书法,虽为行书,却有隶书遗意,结体在扁长之间。个别字如‘胜’、‘实’、‘获’、‘群’等,与王羲之《姨母帖》的唐摹善本中的书字颇为类似,两帖风格亦极相近。书势微向左倾斜,为的是取得险峻端庄的艺术效果,这是王珣书法独具的特色。如果将晋朝陆机《平复帖》与《伯远帖》比较,则《平复帖》以隶草而变古朴,而《伯远帖》只是当时行书中未脱隶法遗意者,尽管有了长足的进步,但是不如‘二王’父子的创新书法。(北京故宫博物院研究员单国强评)
潇洒古淡,东晋风流,宛然在眼。(明董其昌评)
如升初日、如清风、如云、如霞、如烟、如烟、如幽林曲同。(清姚鼐评)
《伯远帖》之书法,无论是章法还是结体、用笔,都透出一种疏淡的气息。这种气息并非来自刻意的营造,而是出于不经意的行笔之间,如“申”字的长竖,起笔高昂,切削而下,至铺毫下坠,变化于无形之中。而这种疏淡的气息并非来自旁人的阐释,而是直接呈现于原帖之中;在少数几个字的浓重中,其余字的疏透气息自然托出;在部分部件的密结中,其余部件的疏朗造型显而易见;在笔画中段的结实中,首尾用笔的疏露形态显现无遗。于是,《伯远帖》书法的韵致便如“淡烟疏雨落花天”的景致,直直地扑入观者的眼睛,毫不吝啬地展露自身。(北京日报评)
作者简介
王珣(350-401),字元琳,小字法护,琅琊临沂(今临沂市)人。东晋书法家王导之孙、王洽之子、王羲之之侄,故《宣和书谱》中说他家三世善书。《晋书》中说王珣“以才学文章见昵于帝”,年轻时曾任主簿(因身材矮小症,时人呢称其“短簿”),后封为东亭侯,转辅国将军、吴国内史,官至尚书令。王珣善书,精行、草。据《宣和书谱》所载,当时内府收藏其两件墨迹:行书《伯远帖》和草书《三月帖》,可惜只有《伯远帖》保存下来。
争议事件
古人书札的妙处在书法,亦在文章。晋文书札向来号为难读,钱锺书先生论王羲之《杂帖》说:“六朝法帖,有煞费解处。此等太半为今日所谓‘便条’‘字条’,当时受者必到眼即了,后世读之,却常苦思而尚未通。”启功先生论晋人书信也说:“晋人书札多难句读。”所幸《伯远帖》为行书真迹,没有钩摹刻拓的残损,也少有难以辨识的文字。所以,各家在文字释读上差异较小。启功先生将其内容释读为:珣顿首顿首:伯远胜业情期,群从之宝,自以羸患,志在优游,始获此出,意不克申。分别如昨,永为畴古。远隔岭峤,不相瞻临。
其中,在“宝”和“畴”二字之后加注说“此字潦草”。“畴”字各家无疑义,惟“宝”字,程建新在《再读〈伯远帖〉》一文中释为“实”字。从构形上看,“宝”字“从宀从王从贝”,“缶”标音;“实”字“从宀从贯”,二字形态的区别在“王缶”和“毌”的写法上。将该字放大,可知中部左侧为“王”的形态,如果释读为“实”,按照草书的写法,那么中间左边部分上面两笔便是点画,将其当作点画显得虚浮,与全帖整体用笔的老到不相符。所以,将其释为“宝”字更合适。
另一处有争议的地方是“伯远胜业情期群从之宝”的断句问题。争议主要集中在是从“胜业”后断开还是从“情期”后断开。从“胜业”后断者如程建新,主张将“胜业”理解为“美好的事业”;从“情期”后断者如赵志清,主张将“胜业情期”理解为“事业成功与深情高谊”。“情期”一词,《梁书·何点传》中有“昔在布衣,情期早著”句,《魏书·宗钦传》中有“爱敬既深,情期往返,思迟德意,以祛鄙吝”句,《南史·王昙首传》中有“况卿与我情期异常”句,其中“情期”都作情谊讲,此处亦当作情谊来理解。“胜业”一词,《论语义疏》中有“灵公不慕胜业,唯知问于军陈之事”句,《高僧传》中有“参怀胜业者,日月弥朗”句,泛指成功的事业,此处亦然。所以“胜业”与“情期”相应,是指事业和情谊两个方面,与下文的“群从之宝”相连,文理就十分顺畅了。而且“伯远”为名,自“胜业情期”始,四字一句,文意相属,气韵相接。将“情期”断在下一句,则有破句之嫌。
赵志清在《也论王珣〈伯远帖〉》一文中,对此帖字词的解释较为切当,其译文曰:“珣顿首顿首。伯远足下,您的事业成功与深情高谊,都可作为兄弟们的榜样。我因患痼疾,无意仕宦,而是志在悠游山林。最近却被外任为豫章太守,不能遂我所愿了。回想离别如同昨日一样,却再也一去不复返了。如今你我远隔五岭,却不能轻易相见了。”董邦达曾受爱新觉罗·弘历之命绘《林下萧散之致》图,图中壁立千仞、毕倚虹无垠,一老翁背河而立,扭头望向远处的水面,若有所思。图后董邦达题记曰:“谨按札中有‘志在优游’及‘远隔岭峤’语,辄仿佛情景,作林下萧散之致。”赏帖之余,观董氏画,帖中人物心思、境况便如在目前。
参考资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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